谈话与思想｜1950年之后的梁漱溟和中国的现代化

小鸟与好奇心 · 公众号 · 社会 · 2025-05-15 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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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当共产党胜利在望时，一些年轻的左派人士就在报刊上开始了对梁漱溟的令人有不祥预感的指责（右派则始终责骂他）。左派人士这时批评和讥笑他在和谈中的作用，他对马歇尔的赞扬，他的“儒家精神”，他隐退后的政论文章，甚至他的婚姻。然而这些年轻的左派分子真正恼火的是梁漱溟那种自以为只有自己理解真理的自信。在一首题为《诗赠大仇人梁漱溟先生》的打油诗中，那位谐谑无端的作者嘲笑说：噢，我的天啊！梁先生，你以为你自己是当代中国的圣人吗？这位嘲弄者如何能知道这正是梁漱溟对自己的看法？梁漱溟可能在暗自发笑，并且可能根本没有注意到另一个攻击者提出的要求：“像梁漱溟这种儒家化的旧式知识分子……必须经过一番‘自我改造’。” 梁漱溟本该对这些批评多加留意。

但是，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北碚的勉仁学院上了。在那里，他将实行他二十五年前在山东省立六中曾努力过的那种改革。和以前一样，他再次满怀希望地想着他的学校能够为中国未来的高等教育树立一个典范。

回到政治生活，1950—1955

梁漱溟本来打算把余下的光阴都用在这个小镇上来反省中国文化。但是，新政府不允许他在四川浇灌这片乐园。他被提名出席第一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是新民主的象征。他致书毛，恳请不就；但在 1949 年 12 月，他还是勉强接受了，并于 1950 年元旦到达北京。在以后的几年中，毛经常约他单独讨论问题，论题当然还是 1938 年他们在延安争论的。毛泽东（他毕竟已经是中国思想和政治的绝对权威了）要继续同梁漱溟就他的理论进行争论这件事清楚地说明：毛泽东无法漠视梁漱溟这个人及其思想的存在。

梁漱溟回到了他青年时代的城市里，在这里他曾度过四分之一世纪的光阴。但是，不管怎么说，这都不是一个背负着天命之人的凯旋。过去，他离开这里到乡村去是为了“建设一个新的世界文明”；如今他回到这里却仅仅是作为毛泽东新政权的“旁观者”。在此后的四分之一世纪里，他只能从一个“局外人”的位置目睹中国共产党推行它新文化建设的计划；跟他原本计划不同的是，梁漱溟在此文化建设的新计划中没有任何影响力了，至少在他认为正确和富有意义的方面是如此。（留给他扮演的角色，只是充当表示赞成意见的见证人和做反面典型。）

几乎是刚到北京，他就扮演了第一种角色。由于他作为乡建工作者的声望，毛泽东亲自邀请他去华北、东北视察土地改革。他在农村看到的积极热情和他当年在自己的农村改革中遇到的冷淡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到 1950 年 10 月，他公开发表谈话，表示对共产党人及其主张非常满意。梁漱溟的文章给了读者这样一种印象：他看到新政权实现了过去他自己的许多理想。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梁希望透过大规模的精神复兴运动来“复活”行尸走肉般的中国人。1950 年，他宣称，“我看见许许多多人简直是死了，现在又竟活起来。这话怎么说呢？过去我满眼看见的都是些死人。—所谓‘行尸走肉’”。现在，这些僵尸又被共产党复活了。

他感到，共产党人的诚意犹如一股“新鲜活气，并将以开出今后无尽的前途”。私下里他也表达过这样的称赞。在给逃到香港的朋友、大儒唐君毅的信中，他敦促唐君毅回到内地。他说：国内的局势可以一言以蔽之，中国人民开始了新生活。

1950 年至 1951 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批判、自我反省的年月。曾加给梁漱溟的朋友、哲学家冯友兰和贺麟身上的压力现在也临到他头上了。1951 年 10 月，他发表了一篇长文，叙述思想上的转变和对共产党的态度：“等待最近亲眼看到共产党在建国上种种成功，夙昔我的见解多已站不住，乃始生极大惭愧心，检讨自己错误所在，而后恍然于中共之所以对。”

虽然说了这样一段陈腐的开场白，但梁漱溟的这种自我检讨显然比不上其他非共产党知识分子那种达到某种艺术标准的对共产党的输诚。梁漱溟公开承认：很明显，共产党的办法（尤其是他们的群众运动）是有效果的。然而，当谈到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历史的解释时，他显然仍在顽固坚持他所认为的那种终极真理：“现在那个距离确实大大缩短了，且尚在缩短中。不过点头的自是点头了；还点不下头来的，亦就不能放弃原有意见。”

梁漱溟这种拒绝否认他含蓄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引起了报刊上的一股批判浪潮。梁漱溟毫不屈服，他做了尖锐辛辣的回答。

在赐教诸君虽抱着治病救人的好心肠，但我既得不到好处，又多占了报纸篇幅，浪费了读者时光，实在不是一件好事。要使它能有预期的意义，最好改一改办法。那就是改以面谈为主；……面谈还有一大好处，就是可以避免宣传我的旧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