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安娜成了一个被枪决的苏维埃反动派的遗孀，这个标签伴随了她的余生。这一结果对于列夫而言更加不幸，他当时才八岁，并且继承了他所崇拜的父亲的姓氏古米廖夫。不过，当时厄运并未接踵而至。阿赫玛托娃的第三部小诗集于一九二一年出版，第二年，她的诗歌被一个更大的选集《公元一九二一》（Anno Domino MCMXXI）收录。那时的安娜名声卓著，有一位名叫鲍里斯·艾亨鲍姆的批评家出版了一部关于她的专著，他在书中回忆起，他的同时代人第一次接触她的作品时，是何等的“困惑、惊讶、狂喜”。在描绘安娜诗歌中的女英雄（并非阿赫玛托娃本人）时，鲍里斯强调了她“矛盾”或“双重”的面相——“一半是燃烧着激情的妓女，一半是向上帝祈祷、请求宽恕的修女。”这句评论在写下整整二十四年后，又被重新拾起，用来诋毁诗人。
一九二二年，作家科尔涅伊·楚科夫斯基发表了一篇创见性的论文，表明整个俄国可以在马雅可夫斯基和阿赫玛托娃之间做出划分，前者体现了未来，而后者代表了过去的前革命时期最为珍视的东西。楚科夫斯基的本意是褒扬，但是出其不意地强化了党派圈子里的信念，认为阿赫玛托娃是旧政权的残余。同年秋天，《真理报》从托洛茨基即将出版的谈论文学的著作中摘录了两章，书中说到，他承认阿赫玛托娃“非常有天赋”，但是又补充了一段讽刺性的文字，解释上帝是如何在她的诗歌里无处不在。“这个人（上帝）已不再年轻，他是如何肩负着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等人私人且频繁的讨厌差事，同时又能利用其业余时间引领宇宙的命运呢？真是不可思议！”他调侃道。
在这段前斯大林时期，质疑当局的言论，甚至包括人民委员会关于战争的言论，还是被允许的。有一位叫尼古拉·普宁的批评家勇敢地赞扬阿赫玛托娃是“上一代人中最具原创性的诗人”。安娜第二段不太美满的婚姻，是与一名专攻巴比伦历史的专家的结合，她最后发现对方是一个控制欲极强的家庭暴君。结束这段婚姻之后，阿赫玛托娃选择了一种更加自由、后革命时期的性观念，索性搬到了音乐家阿图尔·卢里耶的家里，和一名叫做奥尔加·苏杰伊金娜的女演员与之共同生活，直到后来她和普宁组建了一段长期却紧张的关系为止。安娜搬到了普宁位于丰坦卡的舍列梅捷夫宫的公寓中——如今阿赫玛托娃纪念馆所在地——这里也是以赛亚·伯林二十年后与之会面的地方。普宁饱受磨难的妻子安娜·阿伦斯别无去处，搬到里屋的一个房间，和他们四岁的女儿伊琳娜生活在一起，而阿赫玛托娃和普宁则居住在书房里。一九二八年，当时十六岁的列夫·古米廖夫离开了祖父母的家，搬到列宁格勒读书，家里自此变得越发拥挤，情感上也更加错综复杂。列夫是个聪颖且勤奋的年轻人，但是童年给他打下了情绪化的烙印。他憎恨普宁，后者曾经刻薄地评论过他父亲的诗歌。普宁认为自己是一家之主，而且，尽管阿赫玛托娃可以坚定地捍卫自己的独立，但是无法否认这一事实，从法律上来说这是他的公寓，而她和她的儿子都是他的房客。
比家庭内部的张力更让人苦恼的是一条不成文的禁令，它不允许安娜的作品出现在二五年以后任何的苏维埃出版物上，这让她陷入了极大的财务困境。一九三二年晚些时候，帕斯捷尔纳克震惊地获知，安娜病倒了并且穷困潦倒；他好不容易才说服她接受了自己五百卢布的资助。然而，阿赫玛托娃的名声还是帮她获得了一些其他人难以企及的豁免权。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在基洛夫被谋杀之后，成千上万所谓“列宁格勒的贵族”遭到拘捕并被驱逐出境，阿赫玛托娃不在其中，尽管她的祖先包括鞑靼人和一些非常富有的俄国商人。相反，当局找到了另一种尤其残酷的方式来威胁她——通过迫害她的儿子。一九三三年，时年二十一岁、勤奋刻苦的列夫·古米廖夫在上一节介绍中东的课外辅导课时，警察不期而至。他在监狱里待了九天，不过他的辅导教师消失无踪。一九三五年秋天，列夫和普宁一同被逮捕，和他们一起的，还有列夫在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认识的一些学生。在朋友的建议下，阿赫玛托娃直接给斯大林写了一封陈情信。她一路前往莫斯科，住在帕斯捷尔纳克和他妻子家里，由鲍里斯·皮利尼亚克开车载着她到克里姆林宫递交它。她写道：
我向您起誓，他们不是法西斯，不是间谍，不是反革命社团成员。我从革命之初就生活在苏联。我从未想过要离开我心系的祖国，尽管我的诗歌不能出版已成事实……仅有的两个亲人被捕带给我沉重的打击，我将难以从中恢复。我恳求您，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把我的丈夫和儿子还给我。
同一天，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帕斯捷尔纳克写下另一封陈情信，进一步加强了安娜的诉求。斯大林读完了两封信，在阿赫玛托娃那封上面潦草地涂了几笔：“致雅戈达同志。释放普宁和古米廖夫并通报执行。斯大林。”波斯克列贝舍夫致电帕斯捷尔纳克宅，告知了这一喜讯。当天午夜，普宁旋即被当局释放，他大惊失色，徒劳地请求留宿在他的牢房里，直到早上能够找到一辆出租车再走。考虑到当时的局势，这近乎是个“奇迹”。唯一没有加入到全体欣喜氛围中的人是阿赫玛托娃。她实在太疲惫了，他们根本没法把她从睡梦中唤醒。听到喜讯，她嘟囔了几句，然后又再一次睡去。
下一次，奇迹不再光顾。列宁格勒大学的系主任米哈伊尔·拉索金不畏惧时局，允许古米廖夫在一九三七年返校参加考试，但是在那之后不久，拉索金就惨遭逮捕，并在审讯过程中被杀。他的尸体被扔出窗外，以便将其死亡解释成自杀。古米廖夫则在一堂历史讲座上无畏却草率地卷入了一场公开的争论，因为讲演者诽谤他去世的父亲。他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十日再次被拘捕，遭到毒打，然后被判在劳改营服刑十年。当年十月，在列夫被逮捕仅半年之后，阿赫玛托娃最终获准探视她的儿子。为了鼓励她，古米廖夫还带了一条借来的围巾，引用了几行布洛克的诗句，告诉她：“我和拉狄克的待遇一样，十年！”这根本算不上安慰：卡尔·拉狄克在刑满释放很久以前就被谋杀了。古米廖夫被遣送去北方，到白海运河劳改，一次意外中被斧头砍伤了脚——在极端恶劣的苦役条件下，受伤很可能是致命的。苦役之外，偶尔古米廖夫还会被送回列宁格勒，为其案子接受审查，回应“恐怖活动”的指控。
列夫关押克列斯特监狱期间，或许时常有人会在等待消息或想尽办法捎些食物进监狱的队列里，从一群绝望的妻子、母亲和情人中发现一个高大、头发灰白、骄傲的女性，认出她是阿赫玛托娃。将近二十年后，她写下了这段短文，作为《代序》，放在其晦暗、铿锵的诗作《安魂曲》的开头：
“叶若夫恐怖”肆虐的可怕年代，我在列宁格勒监狱等候的队列中度过了十七个月。一次，有个人“认出了”我。当时，一个嘴唇青紫的女人站在我身后，当然，她从未听说过我的名字，从早已将我们压垮的恍惚状态中清醒过来，在我耳边低语（那里每个人说话都是低声细语的）：
“您能把这些记录下来吗？”
我回答：“是的，我能。”
于是，像是一丝笑意，掠过了曾经属于她的那张面庞。
这首诗接下来写道：
一纸裁决……她的眼泪奔涌而出，
她早已与外物诀别，
就像从她心头痛苦地剜去了生命，
就像残忍地掌掴她，
但她还要继续……蹒跚而行……独自一人……
一九三八年的秋天，列夫被流放到诺里尔斯克，人类世界定居之所的最北端，在此他成为一名训练有素的地理学家。他母亲和普宁的亲密关系不久后终结。分手在形式上体现为喷泉屋房间的调整：阿赫玛托娃搬进里屋，而普宁的前妻安娜·阿伦斯搬回了普宁的房间。
当年晚些时候，她出其不意地迎来了好运。斯大林突然想起了她。一九三九年二月的一次文学见面会上，斯大林问起她在何处，为何不再写作。在流传的版本中，斯大林之所以想起她，是为了给他年轻的热爱诗歌的女儿斯维尔塔娜“送去爸爸的礼物”，但是这个故事不太可信——在她的自传中，斯维尔塔娜是在一九四二年，从一个初次见面的爱人借阅给她的书中发现了阿赫玛托娃的作品。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阿赫玛托娃应邀准备一本诗歌选集，名为《选自六卷书》，一九四零年一月，她获准进入作家协会，这意味着她在个人财务方面立即获得了改善。帕斯捷尔纳克、阿列克谢·托尔斯泰、以及时任作协主席的法捷耶夫甚至提议，因为《选自六卷书》的出版，可以考虑授予她斯大林奖。不过这些都是不切实际的希望。一九四零年九月二十日，一个名叫D·克鲁金的小官员给列宁格勒的市委书记安德烈·日丹诺夫上书了一份报告，内容关于缺乏革命性或苏维埃主题，以及从未言及社会主义的诗歌出版物。日丹诺夫做了笔记，写下一份怒气冲冲的备忘录，交给了宣传鼓动部门的负责人乔治·亚历山大罗夫：“这些作品集的出版真是莫大的羞耻，如果它们也配称得上出版物的话！像这种‘淫荡的阿赫玛托娃向上帝的荣耀祈祷’，这种诗也能出版吗？谁推动的？”一个月之后，中央委员会秘书处发文，斥责编辑人员的疏忽大意。在中央控制委员会主席安德烈·安德雷耶夫亲笔手写的裁定上，命令没收这些煽动性的诗作。阿赫玛托娃九个月的出版诗集作者的生涯再一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