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创造的“鸦片”：雷蒙·阿隆对历史决定论的反思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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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隆将这些联系区分为认识自我、认识他人和历史认识，而将认识区分为理解和解释。 人们总是从当前的境遇出发来理解过去、他人和人类整体的，对历史客观性的认识不可避免地带有主体性，总是从个人的愿望出发。由于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现在的我”不可能完全再现“过去的我”的环境，也不能完全再现他人的环境和范围，而个体行为要求参考总体事实，理解总体事实又要求观察者参考个体的行为和创造，个体和社会之间的这种往复交织的关系在理解中也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主体又是不断变化的，这就造成历史客观性的有限性和历史理解的多样性。   阿隆指出，“由事件组成的历史既不是朝向一个终极目标，也不是相同事实或相同循环的无限重复。它是随时间流动的纯粹的连续性和多样性。” 面对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在进行因果性解释时，我们应当有一种与现实相对应的复杂理论，对各种要素进行实用性区分，权衡各种因素——如生产工具，生产组织，政权类型，宗教的、神学的和政治的概念——的相对重要性，确定它们之间重要性的等级，将一种因素看作是优先的，并由此出发展开论述。而在逻辑论述之前促使理论家做出选择的，并不是客观的依据，而只是主观的兴趣、愿望或信念，他是将单一论证投射到整体而形成的。因此，因果性综合涉及的只是意志的决定而不是对事实的认识。“任何能够包含历史整体的统一性必须与一个问题(拯救)或一个原则(自由)相联系，这个问题或原则被认为(在价值上)是决定性的，或者(作为纷乱的现象背后的形而上学根源)是基本的。” 即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怀疑还会有第二种假设同样有可能导致整体的统一性。即使我们用一个永恒的问题来设想自己，那么这些选择更有可能随时间的演进而分散到纯粹的延续中，而不是朝向同一个目标。另一方面，如果在某一时刻内用一个问题综合而成的整体要成为整个历史的整体，那么这个问题必须要求连续的解决，每一个解决在自身内都是必要的，并指向下一个解决。当达到最终阶段时，观察者就会把所有阶段看作是共同完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功能。如果我们把概念和现实之间看作是平行关系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把理性必然性加于哲学和社会的历史发展之上，从而作出一个整体性的解释，但在现实的层面上，不会忽视行动的多样性或放弃偶然性。 因此，“历史作为一连串的事件，从本质上来说，属于我们所谓的或然的决定论(probabilistic determinism)。”我们必须承认在抽象理论和具体现实之间还存在一定的距离，认识到因果解释只具有一种或然性，而要充分尊重现实的丰富性、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否则在哲学上就会走向决定论，用理论规范现实；在思想层面将一种思想树立为意识形态，自称发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并确信对未来做出了准确的预言，要求人们将它作为绝对真理加以五体投地的信奉；在政治上为了终极目标要求人们行动的一致性，实行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

决定论历史哲学的内在逻辑是：

……假定某一时刻或时间之内的统一是一种具有特殊地位的状态，人类的整个过去都向之而趋，它指向一个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并宣称对这个问题的彻底解决是显而易见的，从而逻辑地定义了自身。的确，在这个范围内，历史真理只是依据事后聪明的方式才被揭示出来的。这样，任何历史哲学都自视居于人类历程的终点，否则它就会排除自己成为真理的可能。

阿隆认为，这样的历史哲学无论从来源还是从结构上都与宗教毫无二致，可以说是一种伪装了的历史神学。从神学那里，它继承了终极状态的概念，以此来判断和揭示历史意义和人类生活；它还继承了对神圣历史和世俗历史之间的区分，前者只保留通向最终状态的事件，后者体现的是种种偏离趋势和偶然事件——在那个站在历史终端的至高无上的权威眼里，这些偶然和偏离都可以一笔抹去。当用一个基本概念(比如自由)来定义时，神圣历史就具有了理性必然性的特征。

阿隆并不认为终极理想是不可设想的。他并不反对终极理想，而是要人们认清它的局限性和不确定性，承认它并不是终极真理，更不应该把它与具体的政治制度和具体的人群相联系。只有理性地分析政治制度及其产生的可能结果，我们才能做出具体的政治选择。

社会科学客观性的限度

社会科学试图达到客观性而又与主观意义(这种意义是人类赋予自己的行为的)相关联。这样的科学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微妙的逻辑难题。在此，阿隆考察了两个主要困难。第一个困难是不确定性：在从表征向意识，或者说从可见符号向意图运动的过程中，潜在着一种不确定性；这是各种解释规则得以存在的前提，而且也意味着各种解释理论都只不过是一种或然性。第二个困难是含混性：即使有人宣称对“意识现象”不感兴趣，而只关注事件(events)即纯粹的行动，这些事件也必须通过概念来把握。这种不确定性和含混性暗示着“解释的多元性”。这在社会科学中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无论一个人是在思考一个行动还是在思考一个普遍现象时，其他的解释总是可能的。如果说经济学理论是对一个问题的展开或对一种情境的阐明，那么对政治事件的理解，同样是在一定条件的基础上对一系列行动的重构。

《和平与战争》

阿隆认为，不能说主体性在对事件的解释中就一定具有倾向性，也不能说就一定毫无影响；一旦解释不能把握潜藏于人们的决定之中的所有条件或动机时，倾向性就参与进来。或者，当解释不是着眼于行为对行为者而言所具有的意义，而是着眼于行为对观察者而言所具有的意义时，这些解释也是具有倾向性的。无论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科学中，所谓客观性就是企图把自己置于他人的位置；这就要求社会科学家设身处地，从对象本身出发来理解对象。无论是理解一个人，理解一个时代还是理解一个文明，都应如此。但是，阿隆发现，这种客观性只不过是一种理想，社会科学家对人们的生活和创造活动感兴趣，但是如果不对这些进行重构就不能显现其意义，于是在这个过程中就产生了选择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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