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同样根据他们在京城时的不同表现，推断“或者二人初曾相识，即因此绝游；或尚未谋面，遂不复结交，皆甚有可能”，只是并未率然判定孰是孰非，而说起杜甫序中所言，推断“或者二人确有宿憾，乃出言如此，亦未可知”，口吻也仍在依违疑似之间。本书《元结在道州》一篇认为杨氏之说可从，继而猜测所谓“知我者”正是与杜、元两人关系都相当密切的孟云卿，双方由此形成间接的切磋互动，在关乎治乱兴亡的大问题上又能不计罅隙而达成共识，“在这里，恰好可以看到两人君子人格的完美表达”，“君子和而不同，有隔阂不妨欣赏赞美，互相吹捧就俗气了”，对这个积疑莫释的疑难问题提出了更为圆满的解答。又如韩愈早年在宣武节度使董晋的汴州幕中任职，期间撰有《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序并诗》，而俱文珍此后入朝擅权，成为宦官首领，非但胁迫顺宗内禅，更是镇压永贞革新的主谋。古人议及此事，往往为贤者讳，认为“昌黎一文一诗，本无关于兴亡大局，即送之之时，文珍恶尚未露，亦无害昌黎之为君子”
（王鸣盛《蛾术编》卷七十六“韩昌黎”条）
，或主张“昌黎，君子也，君子可欺以其方，盖深信文珍为端人矣。其后昌黎自为君子，文珍自为小人，本两不相妨”
（同上，迮鹤寿按语）
，以君子、小人之别来替韩愈辩护，其实并不具备充分的说服力。今人对此则多有批评，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三联书店1956年）
中篇《政治革命与党派分野》在考述士大夫与宦官的复杂关系时提及韩愈此篇，谓其“备极谄谀之词”；章士钊《柳文指要》
（中华书局1971年）
卷四《议辩》“《晋文公问守原议》条”更是指摘韩愈对宦官、方镇这两大祸患“不惟无一矢加遗，而且谄谀疏附，唯恐不及”，尤其以本篇为证，斥其“言下得意之状，跃跃纸上”。针对此类非议，蒋凡《韩愈与宦官——读〈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序〉札记》
（载《学术月刊》1980年第1期，收入作者《文章并峙壮乾坤——韩愈柳宗元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
曾有驳正，指出韩愈撰作此篇时间在前，“与以后的‘永贞事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又评价俱文珍在平定汴州叛乱中确有功绩，“韩愈《序》中的颂词基本上接近事实”，还分析说“就总的趋势来说，韩愈与宦官集团的关系是不融洽的”，绝未依傍勾结。本书《韩愈与汴州》一篇则进一步强调，在唐代官僚体系的运转中，“文武官任节帅，掌控军政，宦官代表皇帝，监督军政，节帅要有所作为，必须搞好与宦官的关系”，故董晋率领幕僚恭送俱文珍归朝述职自是人之常情，韩愈奉命撰序赋诗也属职务行为，“不必求之过深”。从制度层面探析其创作初衷，令读者顿生了解之同情，而不至求全责备。文中还联系到董晋不久病故，汴州再度发生大规模兵变，韩愈侥幸逃脱杀戮的惨痛经历，指出“他在此后一系列论著中倡导恢复儒家道统，讲求夷夏之分，力求在根本上改变社会文化现状，汴州的这段经历是很重要的”，让人体味到正是在这短短两年半间发生的一系列跌宕起伏、惊心动魄的大变故，才促使初入仕途的韩愈沉静下来，仔细权衡个人取舍和朝政兴废的得失利弊，由此郑重规划好日后的人生道路。
即便是根据自家以往的研讨心得敷衍成篇，尚君先生也努力尝试揭橥新意。如盛唐文士郑虔因兼擅诗、书、画而受到玄宗称赏，被誉为“郑虔三绝”。《新唐书》《唐才子传》等虽都收有其传记，却多有讹谬缺漏。尚君先生曾撰《〈郑虔墓志〉考释》
（收入作者《贞石诠唐》，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
，对其家族世系、仕宦经历、贬官归葬、家室子嗣、著作书画等做过巨细靡遗的考述。本书《杜甫与郑虔的忘年交》一篇则聚焦于两人历经数十年聚合离散而生死不渝的交谊，在分析杜甫《醉时歌》时尽管大抵依托旧作，却依据考古实测新增《广文馆位置示意图》，使读者得以设身处地，更直观地感受到“诸公衮衮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所形成的强烈反差，真切地体会到杜甫心中喷薄欲出的愤懑不平。在论及杜甫《哭台州郑司户苏少监》时，旧作主要致力于爬梳史料，推断其获知友人噩耗的时间。新作中除了这一题中应有之意外，又逐层解析诗意大旨，展露他在老友凋零却无从告慰时沉痛至极的心情。继而又联系到《八哀诗》中有关郑虔的部分，揭示老杜对郑虔才学的充分肯定及对友情的无时或忘，由此“也可理解诗圣地位的确立，正是建立在他对所有曾交往结识的人的尊重、理解和真情之上的”，强调“诗圣”的意义并不停留于技艺层面，更关乎人格魅力。又如五代诗人和凝，其生平始见于薛居正《旧五代史》，而原书已佚，通行者仅为清代辑本。尚君先生曾有《旧五代史新辑会证》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利用《册府元龟》《太平御览》《资治通鉴》等大量文献对旧辑和凝传予以勘定补苴；另有《“花间”词人事辑》
（收入《唐诗求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
，钩索不同史料，详细排比考订过和氏的事迹及著述。本书《曲子相公和凝——文武兼资的断狱爱好者》一篇除据上述二者缕述其经历和诗作外，又涉笔成趣，附带提到由和凝辑录并经其子和㠓增订的《疑狱集》，认为书中收录的判案故事“看似复杂难解，办案者机智设局，让干犯者伏罪，真相亦得以究明”，故称其为“公案类小说的滥觞”，让读者领略到诗人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同时还指出书中部分案例的发生时间晚于和㠓近百年之久，可见“原书多经后人增窜”，则这类故事在当时广受欢迎也就不言而喻了。在追溯公案小说的源流时，小说史研究者虽然也会留意到《疑狱集》，以为“将其视为一部供消遣娱乐的公案小说集来读亦未尝不可”
（苗怀明《中国古代公案小说史论》第一章《宋元公案小说的成熟及其特质》，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