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一个法立德·丁·阿塔诗集抄本的皮雕装订，此本于伊斯兰历841年（1438）在赫拉特制作，是阿卜杜勒·马利克（'Abd al-Malik）为帖木儿皇帝沙哈鲁抄写的，现藏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帕宫图书馆。
图中的这个书封所耗用的各种珠宝和贵重金属，说明了它包覆的中世纪抄本曾经受到怎样的崇敬，书封的中心元素是一块刻有基督受难的象牙饰板。
此书封系为西班牙的塞罗斯圣克鲁兹女修院（Santa María de Santa Cruz de la Serós）制作，制作年代为1085年前后，现藏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我们的希望是，尽管由于篇幅和字数的限制，本书不得不有所取舍，但它仍能说服读者，这方面的挑战在于比较：从楔形文字书版到数字书版，书籍拥有不计其数或前后相继或同时并存的形态，比如卷轴和本册，比如印加“奇普”，中国及东亚的竹简和雕版印刷品，佛教唐卡，爪哇人、巴厘人和僧伽罗人的贝叶书册，以及达科他野牛皮。哪怕是在“本册”这个泛称的统摄之下，地图册、乐谱、剪贴簿、拉页书和连环画（以及漫画书）也会让我们看到类型和形式的进一步分化。电话号码簿和活页记事本告诉我们，短短一两代人的时间之内，曾经新颖的书籍形式就会以多么快的速度退出舞台，变成陌生过时的事物。最重要的是，我们生活的年代提供了花样繁多的数字书籍形式，能够带给我们迥异以往的文本编排、处理、接触及阅读体验。书籍形态的比较还牵涉五花八门的技术，从土版刻写、各种誊抄方法到电子数据编码和电信数据编码，再到数字数据编码。无论是在哪种情形之下，书籍的使用和阅读都有着千差万别的动机。
因此，这本由多位作者撰写的书旨在以一种拓展我们心目中书籍概念的方式，让读者领会书籍历史的广度：书籍史可回溯到五千年以前，并不仅仅是纸质本册的历史，更不仅仅是印刷图书的历史，这门学科应当探究各个时代各个地域的各个民族，如何秉持各自不同的理由，采用各自不同的方式，努力储存、传播并取回知识和信息，还应当探究这些纵贯古今横越全球的实践，如何造成了种种大相径庭的后果。本书揭示了这些目标之间的平衡，以及其他种种实用性、地方性及意识形态考量，揭示了这些因素如何影响人们自公元前三十三世纪（来自这个世纪的一批物品据称是现存最古老的书籍，原因是部分学者认为，这批物品满足书籍的定义）以来的材料选择和加工，这些选择和加工，为的都是记录、运输、阅读和保存信息。同样，正如本书试图展示的那样，书籍史研究已经是一种全球性的活动。新颖独到的书籍史写作及研究项目纷纷涌现，覆盖中国、印度、南亚及中亚、非洲和南美，以及一些目录学和书籍史研究长盛不衰的地区。我们还会看到，书籍史的一个明确且日益强烈的动机是摆脱国别和政治地理（较早的实用主义研究通常以它们为研究单元）的束缚，转而从语言、审美、大洋及后殖民视角出发，探讨何谓显而易见的“无国界书籍”。不太显而易见的是，“无国界书籍”有时还是“无读者书籍”，在这种情形之下，人类对书籍的历史体验表现为对某些书籍的感知乃至使用，但却不牵涉对这些书籍的实际阅读。
占卜兽骨可说是存世最古老的汉字书籍，每隔十天，商代晚期（约前1300-前1150）的一名占卜师就会用烧红的钎子扎穿图中这块牛肩胛骨的背面，通过骨头的裂纹预测商王和王朝近期的命运。
他把每一次的占卜结果刻在这块骨头的正面，紧邻那些兆示命运的裂纹，由是纂成了一份关于吉凶祸福的记载。
此兽骨现藏大英图书馆。
采纳这些方针之时，最具雄心的目标是将书籍的历史全面置入全球历史发展的框架之中，为阶级史、种族史、性别史和情感史的一些方面做出巨大的贡献，并为观念史、革命史、地区及国别政治史、信仰及信条史和外交史提供补正。针对实体书籍里里外外和一系列非文本来源的各种增益性研究，催生了一些新兴的史学门类，比如审查史、版权史、出版经济学及地理学史和发行网络史，以及图书馆使用史。除此而外，书籍史还使阅读史和接受史所包含的来源分析类型得到了显著的扩增。从书籍生产、传播及影响的法律、商业层面到仪式层面，书籍史与观念史、宗教信条及实践史、知识社会史、社会性史及人际亲密行为史相互交错，推动了这些学科的发展。
本书组织了十六位作者共同撰写，这些作者来自多个国家和机构，在各自擅长的研究领域撰写各地区或者各时代的书籍史，形成既专业又全面的书籍历史，这么做的优势和弊端是什么？选择这些作者考虑了哪些因素？组织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故事？
詹姆斯·拉文：
之所以从众多的国家和机构募集作者，好处在于他们的专长和方法与各自所在的地区和语言有着极大的相关性，这也是本书的组织原则。这个好处也有一个副作用，亦即它成为一个借口，使我们没有采用那种更具挑战性的组织原则：每一章节都从全球视角出发，探讨书籍的一个特定方面，涉及年代、样式、构建方法与材料、发行与接收、读者群体、保存状况，如此等等。话又说回来，前述替代方案容易导致重复，所以我们还是选择了按区域划分的组织原则。
向作者约稿的过程十分愉快，我没有遭遇任何拒绝。对这样一本旨在以全球视野从古至今全面回顾书籍历史的重要著作，所有的人都充满热情。问题在于，并不是所有的作者都是以英语为母语，因此我的编辑工作还包括仔细考虑术语和表达方式，以及与作者进行大量的——并且非常愉快的——讨论。
这种做法产生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结果，那就是来自不同学术传统和学科的作者并不总是能对各种定义达成一致，由此为本书增加了一个重要的辩论元素，读者也可以参与其中。例如，身为近东古史专家的埃莲诺·罗布森（Eleanor Robson）向我们阐明，短命的垃圾文献对历史学家的价值，不亚于垃圾堆对考古学家的价值。古代的零碎文字同样相当于信息存储库，有助于我们了解那些制造并丢弃它们的文化。戈兰·普鲁特（Goran Proot），一位书籍保护者和文献学及排版研究者，重新发现了十六世纪欧洲的许多一次性材料，包括传单以及从印刷车间幸存下来的零散印件，由此向我们揭示，在弃物和巨大的官方印刷订单当中，存在着一种迥异常规的信息生产和接收史。本书另一些章节包含其他一些跨文化比较，着重讨论了采用或延迟采用各种印刷方式的原因，比如相对需求和经济考虑使一些地方持续沿用抄写方式，拒绝采用印刷术，又如木版印刷在一些地方比活字印刷更受青睐，因为木版可以重复利用，满足偶或有之的按需出版要求。
本书除了梳理从古代世界到数字时代书籍的物质形态演变历史，还着重论述了书籍与时代的社会、政治的互相影响和互相创造，因而也是一部文化史。在物质史和文化史的交融中，有没有侧重和平衡？
詹姆斯·拉文：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并且不可避免地引出了关于章节之间可比性的疑问，因为各章节为某些时代和地区提供的文化史证据（涵盖政治、宗教、经济和社会问题）比其他时代和地区更多。这方面的重心和取舍之所以各不相同，是对应于中国、欧洲和美洲等地历史的各个重大转折点，包括政治和文化革命，艺术运动，王朝更迭和技术变革，如此等等。有鉴于此，本书着意探讨了书籍物质形式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浪漫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以及许多其他概念，尤其是宗教起源）之间的关系。
从更广泛的具体学科视角来看，二十世纪晚期，在欧洲和美洲各所大学的文学系，文献批评的目标和方法都出现了分化，文献理论也有所发展。但在更为晚近的年代，品类大大增加的文献研究及文本批评方法同样为写作实践、出版行为和文本接受的历史研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除去针对传统经典文本集成的广泛研究（这实际上仍是一个“伟大传统”）之外，“经典性”本身也吸引了极大的研究兴趣。本书呈现的各种新型书籍史有助于识别并分析“大众”文学、“小众”文学和具体的“类型”文学，并且能推动关于女性研究、性别研究、同性恋研究和种族研究的探讨。这种策略如今可以应用于全球各地区的书籍史研究，各地作者已经对西方学界的这些背景发展做出了回应：许多文学系已被文化研究系取代，后者涵盖了电影和媒体研究；新型的交叉研究得到进一步鼓励，涉及文献理论和性别理论，以及罕用语种文献；翻译和不可译性再次成为关注焦点。大部分此类工作的作用是把历史尤其是社会史视角重新引入文献研究，以及书籍概念大幅扩展之后的全球书籍史。
让-奥诺雷·弗拉戈纳尔于1770年前后绘制的《读者或说读书姑娘》，现藏华盛顿特区的国家美术馆。
这幅画作描绘的阅读行为极其私密，使读者隔绝于周遭世界。
这部书籍史的多元文化视角，令人耳目一新。请您详细谈谈这方面的初衷。
詹姆斯·拉文：
多元文化主义源于本书的全球意图，它本身也是历史和人文学科实践中更广泛的“全球转向”的一部分。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西方”的学者们决心寻求更广泛、更全球化的视角，借以回答有关能动性、变革和连续性的问题。其中一些研究特意对“东方”和“西方”进行了比较。图书史领域就有一个这样的例子，亦即约瑟夫·P·麦克德莫特（Joseph P. McDermott）和彼得·伯克（Peter Burke）编辑的《东亚和欧洲的图书世界，1450-1850：联系与比较》（香港大学出版社，2015）。其他一些学者正在尝试进行更全面的比较，甚至不惮于做出一些不可避免的笼统化叙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