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本来这场景像极了小学生吵架，都想在辈分上压对方一头，来证明自己更厉害。但偏偏佛教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历史包袱的：大乘佛教于公元1世纪末至2世纪初经克什米尔由新疆传入中国，最初颇受儒、道两家排斥，所以果断掺杂图谶、法术等种种方术进行了伪装，模糊自己的外来属性，久而久之竟然真的被当成是神仙崇拜的一种，连资深宗教人士也信了佛道本为一家：宋人叶梦得《石林燕语》称“佛教初行，未有僧称，通曰道士”；《高僧传》更是记载过“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的高僧道安被人盛赞为“非常道士”；将老子与佛陀混为一谈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曾向汉桓帝献《太平经》的于吉弟子襄楷，便在献书时提及“老子入夷狄为浮屠”的说法，说明老子化胡为佛之说至少在汉末便已出现，现代有学者认为这一说法最初乃是佛道两教“共同培植起来的神话”。
只可惜时光荏苒，魏晋时西域高僧入华传教、翻译佛经的日渐增多，得到完整理论加持的佛教开始变得强势起来。佛道两教之间的关系逐渐转为互相斗争冲突，甚至是彼此攻讦谩骂。“老子化胡”之说自然成为双方互相攻讦的焦点，同时由于只要论证出老子出生在佛陀之后，“老子化胡”的观点便不攻自破，因此佛陀与老子谁先谁后这样无聊的问题也被大家翻来覆去论证了无数次。前面提到的《汉法本内传》中便有“聃
（老子）
乃周末始生，佛是周初前出”之说。在漫长的缠斗中，《老子化胡经》以及老子身世被不断升级改造，可问题在于传世文献中频频提及《老子化胡经》，却始终不见经书全貌！
直到敦煌遗书中相继发现了两种版本的《老子化胡经》，大家才终于得以一窥经书内容。这两个版本一是S.2081《太上灵宝老子化胡妙经》残本，另一个则是十卷本《老子化胡经》中的五卷
（S.1857等）
，这两部经书说的虽然都是老子化胡之事，却又各有侧重。
十卷本《老子化胡经》，全称《老子西升化胡经》，其中卷一详细讲述了老子四次化胡的经过：老子于殷商时“寄胎为人”，降生则老，“须发皓白”，然后辅周康王直至西出函谷关，留下《道德经》等文字后西行教化胡人。最让人拍案叫绝的地方乃是胡人“好行杀害，唯食血肉”，所以老子让他们吃斋；胡人“头发卷曲、梳洗困难”，所以老子让他们剃发修行，最后“以神力化为佛形”，面向东方以示不忘根本。
后人考证，敦煌出土的这部《老子化胡经》大概成书于北魏太武帝灭佛之后，整体逻辑已相当自洽，对佛教的攻击也十分到位：剃发修行是因为你们胡人难以清洗；吃斋食素是因为你们胡人总要杀生——而潜台词则是佛教到中土之后还要剃发吃斋根本就是错的，因为中原人没有那些问题啊！
不过只是如此却显示不出诸位道教高功的本领，这经中绝妙之处在于老子虽然西行化身佛形，又教化诸胡，但所立之教乃是“浮屠教”，释迦牟尼却是数百年后老子之徒尹西降生天竺，投胎为乔达摩·悉达多后修炼而成——这样一来，佛教始祖便低了老子一个辈分。此后再过数百年，老子最后一次化身“出家修道，号为摩尼”，所以《老子化胡经》第一卷最后得出结论，那便是“三教混齐，同归于我”，而我等道士作为最原汁原味的老子思想继承人，自然要“总摄一切法门”。这种攻击背后，其实是道教与佛教之间“夷夏之辨”。道教试图通过老子“化胡为佛”来强调自己的主体地位，证明只有自己才是土生土长的本土宗教，佛教只是老子用来教化胡人的另类产物。
可在生产力并不发达、传播手段还很落后的时代，这般神妙的经书和犀利的思想又要如何传播出去呢？第十卷中给出了答案：这卷所载均为歌谣，分别是《尹喜哀欢五首》《太上皇老君哀歌七首》和《老君十六变词》。内容简单易懂，歌词朗朗上口，比如老子西出函谷关时便是：“吾知喜心至，遗喜五千文。欲得求长生，读之易精神。”显然，道士们深谙抓住下沉市场的诀窍，那便是用通俗文化包装深奥教义。这些歌谣不仅方便记忆，更易于口耳相传，在识字率不高的古代社会，堪称最有效的传播方式之一。
只是道教如此诋毁佛教，自然要引来佛教反击，最绝的是因为老子在正史中乃是有迹可查之人，因此诸位高僧一度化身考据狂，连他的归宿之地都考证了出来，只为证明他“是人而不是神”——相比之下印度没有史学传统，倒是让佛陀逃过一劫。同时针对“老子化胡”之说，佛教还针锋相对地提出“三圣化现说”，就是佛祖派座下三位菩萨前往东方弘教，“迦叶
（菩萨）
为老子，儒童
（菩萨）
为孔子，光净
（菩萨）
为颜回”，主打把水搅混。南北朝时双方的官司有时甚至会打到中央：北魏孝明帝正光年间，昙谟最与道士姜斌专论老子化胡之说真伪，结果双方各自拿出伪经辩论——自然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最后崇佛的孝明帝当场拍板，表示姜斌以伪经欺君理应处以极刑，反而是和尚们苦苦哀求才给姜斌留了一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