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国际诉讼
失去至亲的任正非，工作上也面临重重磨难。员工出走事件仍是悬梁利剑，国际战场上，初出茅庐的华为又迎来不速之客。
2002年12月，通讯巨头思科全球副总裁“造访”华为，思科提出华为侵犯了其产品知识产权，要求华为承认侵权、赔偿，并停止销售产品。面对咄咄逼人的思科，华为思考再三后决定：可以停止销售有争议的产品，但绝不接受侵权的指责。
彼时的华为刚进入国际市场3年，承认侵权必定给品牌形象带来巨大损害，无异于自毁长城。但华为的提议远远满足不了思科的胃口，双方不欢而散。
作为国际市场的青涩选手，面对一个全方位碾压自己的重量级对手，华为选择了息事宁人，将已经在美国销售的十几台争议产品悉数回收。华为的示弱举动，却被美国媒体和思科看成做贼心虚，各种指摘纷至沓来。
在美国媒体看来，“侵权几乎是中国企业的标配”。美国舆论更是认为：落后的中国不可能制造出高科技产品，即便有，一定是靠模仿、抄袭、侵权制造的。
这种长期形成的狭隘观念，使得美国业内一致认为华为偷了思科的技术。
美国一家网站称，华为与思科的产品在外观、编号、功能上极为相似，思科的工程师不用看说明也可以直接使用华为的产品。思科更是声称，旗下软件中的BUG，同样出现在华为的软件中。
在中国，不少知名媒体初期也都相信了思科的一面之词，认为华为侵犯了思科的知识产权。
通过制造舆论，未审先判地指责华为是“小偷”后，思科磨刀霍霍，准备在美国向华为提起诉讼。
而此时，他们唯一担心的就是中国政府的反击，因为中国市场同样是思科重地。
为此，思科的副总裁特地拜访了信息产业部和深圳市政府，表明思科“捍卫”专利技术的决心，希望得到理解与支持。为了向中方施压，思科利用媒体和舆论，将此次事件上升到“考验中国政府保护知识产权的决心”高度。
很快，思科赢得了想要的结果，信息产业部一位官员表示：“政府不会给予华为政治上的帮助。”
2003年1月24日，思科在德克萨斯州联邦法院对华为提起专利诉讼，诉讼内容长达77页。
思科在全球的近百位新闻发言人，也在第一时间将不利于华为的信息发布给媒体，并警告华为的潜在客户，不要购买华为的产品，以免带来连带赔偿。
不善公关，又奉行远离政治原则的华为很清楚：一旦思科诉讼胜利，华为将在未来很长时间无法进入美国，在国际市场上也将陷入思科的步步阻击之中，华为的国际化之路将可能因此而破灭。
2003年，在欧美市场，很多客户都暂停了与华为的合作。而此时，港湾在国内也频频“抢食”华为的市场，任正非内外交困。
深夜里痛哭的男人
爱将背叛，母亲逝世，国内市场被港湾“抢食”，国外市场遭遇思科诉讼，核心骨干流失，公司管理失序，IT泡沫破灭……致命危机接踵而至，任正非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却依旧深感到无力控制公司滑向崩溃的边缘。
这个从小在农村吃苦长大、又在部队锤炼多年、外人眼里坚强如铁的男人，在半年时间里，梦醒时常常痛哭。
不久之后，任正非患上抑郁症，身体得了多种疾病，还因癌症动了两次手术……
人生不可能没有困难，经营企业更是如此。危机面前，有些人一蹶不振，有些人则越挫越勇。夜里哭完，第二天白天的任正非依旧充满斗志，
有评论称他是极具性格冲突的人，“顺风顺水时充满危机意识；身陷绝境之后，又表现出无可救药的乐观。”
在医生的帮助下，任正非的抑郁症最终得以康复，而华为也迎来了一场绝地大反击。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面对思科的咄咄逼人，华为将争议产品退出美国市场却被视为心虚，很明显，继续求和将会更加被动。
任正非做出指示：“敢打才能和，小输就是赢。”
华为很快组建了由数位副总裁领衔，多名专家参加的“应诉团队”，赶赴美国。
期间，华为一边积极与美国政府保持沟通，一边在公关公司的帮助下，与《财富》、《华尔街日报》等媒体进行交流，让美国媒体认识真正的华为。
在对方听到华为1998年开始，就聘请一流的国际顾问公司为自己做财务、审计、管理等服务时，都深感震惊。
依据这一消息，美国媒体很快采访了普华永道、摩托罗拉、IBM等公司，结果，这些公司都对华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美国另一家通讯设备巨头3COM公司的CEO克拉夫，则坦诚地告诉美国记者：“华为的工程师都具有相当天赋，他们在宽大的办公室里操纵着最新的设备和软件，他们拥有我所见到过的最先进的机器人设备。”
一边倒质疑华为的美国媒体中，开始出现不同的声音。到2003年5月，美国媒体对华为及官司的正负报道就出现了平衡。
长达几个月的庭审期间，华为与思科激烈交锋，斗智斗法，双方多次反复举证，庭审陷入胶着。但双方都明白，胜负的关键在于：彼此产品的源代码是否雷同。
2003年10月1日，双方律师对源代码的比对工作结束，结论是：华为的产品是“健康”的。10月2日，思科与华为达成和解。
困难一旦被战胜，就会反过来变成能量与营养，让胜者更强大。在国际市场上籍籍无名的华为，因为思科诉讼而声名大振，其产品随后赢得了众多国际客户的信赖。时至今日，在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中，华为都堪称走得最稳又最快的一个。
2004年，华为与思科的诉讼告一段落。任正非腾出手，开始与李一男等“叛将”，展开对决。为此，华为在公司成立了一个特殊的部门——“打港办”。
不能让港湾赚到钱、更不能让港湾上市，成了“打港办”的两个基本目标。任正非要求销售部门：可以丢单给中兴、思科，但坚决不许丢单给港湾。
为了确保目标实现，华为采取了一系列凶悍的手段：已经使用港湾设备的客户，华为进行回购，并且买一送一；港湾中标的，华为甚至可以白送；即便几百块的小单，华为也不放过；同时开展“反挖人”运动，港湾的一个研发部门被整体挖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