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其实，无论朝野，多少还是有点骚动，或者说异议之声，只不过，主流的声音，纵使不是赞美，那也如严复这般，一面感慨废科举的冲击力：“此事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占者之废封建、开阡陌”，一面对其损益、利弊不置一词：“造因如此，结果何如，非吾党浅学微识者所敢妄道。”
（《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
这不是谨慎，而是困惑，严复身在局中，眼前迷雾重重，根本无法预见未来的方向。
废科举的杀伤力，要等到辛亥革命，才见爆发。科举制的消逝，彻底改写了士的政治生态，“学而优则仕”沦为明日黄花，倘若不愿沉浸于哀伤的旧梦，他们必须另辟出路，大体而言，一是留学，二是投军，三是从商，前二者的比重远过于第三者。数年以后，正是留学生和新军，联袂点燃了革命的火种。后世有一种说法叫“清亡于废科举”，清朝之亡，自然不止废科举这一个原因，辛亥革命的发生，亦非以废科举为导火索
（若是如此，历史反射弧未免太长了）
，不过，它们的关系依旧亲密：废科举之变，才是真正的士变，其结果，一是为革命输血，二是为清朝掘墓。
说罢废科举，再来看辛亥革命，何以是一场士变，一目了然。以武昌首义为例。组织者包括三大革命团体：共进会、文学社，加上此前的日知会。这三者的领导人，几乎都是士或知识人：最著名的“三武”，孙武、张振武系日本留学生，蒋翊武欲留学而不得，在上海进入中国公学，那是革命党的摇篮之一；此外，曾担任共进会会长的刘公也是留学生，相形之下，日知会的领袖刘静庵更接近传统的读书人，博览经史，哪怕困于囹圄，依然手不释卷；就连武昌起义前夕牺牲的“三烈士”，刘复基是留学生，彭楚藩因科举制废除而参加新军，大概只有一个杨洪胜，与士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