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仁国运气好,接待他的竟是国务院工业办的司长。可只要听别人说茅台“作坊式生产”,袁仁国就按捺不住激动:“日本、欧洲的技术多先进,茅台却谁也仿不了。这说明,茅台的标准比国际标准更高,世界上只有一家茅台。”接着,袁仁国又讲了一大堆茅台饮誉世界的故事。靠着这番壮怀激情,袁仁国成功打动领导,为茅台争取到一次宝贵机会。
很快,袁仁国返回茅台,组织起全厂大改造。整个茅台酒厂动了起来,参照国际标准,革新技术、管理等流程标准,并在生产中逐一落实。半年后,轻工部考核专家进厂;1991年,“国家一级企业”的牌子,明晃晃地挂上了茅台酒厂大门口。
这件事,袁仁国干得漂亮。领导们看中他不达目的不罢休的这股劲,决定让他继续历练。于是,袁仁国再下车间,历任供销科员、党委秘书、车间主任、厂长助理……最终,一代国酒大师、茅台酒厂厂长季克良也认定:这个年轻人“敢想敢干,有闯劲儿”,让他当个副厂长。
很快,茅台酒厂和袁仁国都迎来了史无前例的大挑战。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席卷全球;1998年,山西朔州爆出惊天假酒案,数十人死亡、数百人中毒的惨状,令国人谈酒色变,白酒全行业惨遇“灾年”。素来车水马龙的茅台酒厂,同样门可罗雀,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
以往,茅台过着“皇帝女儿不愁嫁”的好日子。酒厂只管生产,销售则靠“计划调拨+批条子”的老路子,酒出厂后直接卖给贵州省内30多家糖酒公司,自己连销售团队都没有。可这会,糖酒公司全都遭遇贷款危机,自顾不暇。1998年,茅台酒厂定下了2000吨的销售任务,可7月将过,酒只卖出700吨。
阴云笼罩心头,季克良当机立断,让袁仁国担当销售总经理,希望这位懂茅台、有闯劲的干将能挽狂澜于既倒,带茅台走出困境。
全厂都人心惶惶,袁仁国更是压力巨大。但对茅台,他始终有一股不怕磨难的血性,对中层干部更是坦言:历史长河中,我们都是过客;但茅台历史上,我们不能当过客。如今企业有难,只能唱好三首歌:一是《国际歌》,从来没有救世主;二是《国歌》,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三是《西游记》主题歌,路就在脚下。
袁仁国的任务是,在5个月内完成全年三分之二的销量,他决定祭出三招,狠命拼了。
第一招,袁仁国在全厂招募了17个敢打敢拼的年轻人,奔赴销售第一线。
面对这帮摸爬滚打过的兄弟,袁仁国硬着心肠发狠话:多苦多累、流血流汗不要讲,给你两个月完成任务,我不问过程,只要结果。一帮年轻人,就此杀了出去。
第二招,袁仁国摆上家宴,请来糖酒公司的领导,跟大家喝起了“患难酒”
,希望他们在这条最大的销售渠道上多想办法,帮茅台渡过难关。
第三招,袁仁国带着茅台主动走出去,在各地大办白酒研讨会、订货会和名家诗会等促销活动。
为吸引眼球,他把茅台压箱底的30年、50年、80年陈酿拿出来,很快在地方市场上引发轰动。
一套组合拳打下来,茅台的销售眼见着好转。
借着危机,袁仁国又在企业内部大搞成本控制、人事待岗,要求干部能上能下、工人能进能出。随着茅台销量大增,工人们越发佩服起袁仁国的能力和魄力,私下说:有这样的头,茅台有指望。
1998年年底,在极艰难的条件下,茅台竟如期完成2000吨销售任务,销售、利润全都创出历史最高水平。袁仁国不负重托,兑现承诺。同年,茅台完成股份制改造,年届花甲的“茅台集团”董事长季克良无比欣慰,将“股份公司”董事长的重担交给了袁仁国。从此,开启了茅台的全新时代。
好不容易打了个翻身仗,袁仁国却开始审视茅台在行业里的尴尬处境。
1998年,茅台年产量5000吨,销售额8亿,市场占有率仅0.01%。最经典的53度飞天茅台,单价200块左右,顶着“国酒”的名号,却比五粮液还便宜几十块。传统的“八大名酒”,七家已在资本市场上高歌猛进。茅台却“久居深山”、脱离市场,前有五粮液“泰山压顶”,后有水井坊、国窖1573等“新贵”赫然崛起。
茅台空有独尊之名,却不知何以自处。
袁仁国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茅台再不奋起直追,只怕要被时代淘汰。
茅台一改制,袁仁国就搞起了聘用制,把干部工人的“铁饭碗”全打碎,大家都成了一年一聘的“临时工”。
2001年,贵州茅台(600519.SH)又在上交所成功上市,开盘37.2元,立刻引发股民追捧。
茅台本不缺钱,上市又募资20亿,不少人都劝袁仁国投到更赚钱的行业里去。他却认准了一定要在主业上搞突破,钱全投入了茅台酒的扩大再生产,为的就是早日实现“毛主席的心愿”。
1958年成都会议上,毛主席与当时的贵州省委书记周林有场笑谈。毛主席问:你们茅台酒是用什么“神水”搞的?答曰:是赤水河水酿的。毛主席很高兴:“既然有那么多‘神水’,你搞它一万吨,人民需要啊!听说1吨茅台能换苏联40吨钢材、十几部汽车,一定要抓好出口。”
可直到茅台上市,“搞它一万吨”都没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