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世界”遥远、醉人、美轮美奂、非常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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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到处是书。父亲能用十六七种语言阅读，能说十一种语言（都带有俄语口音）。母亲讲四五种语言，能看懂七八种。当他们不想让我听懂他们的谈话时，便用俄语或波兰语交谈。（多数情况下不想让我听懂。当母亲偶尔当着我的面用希伯来语提到大种马时，爸爸便会愤怒地用俄语冲她咆哮：你这是怎么啦？没看见孩子就在那里吗？）出于文化方面的考虑，他们基本上读德语和希伯来语书，大概用意第绪语做梦。但是他们只教我希伯来语。也许他们害怕懂多种语言会使我受到奇妙而富有杀伤力的欧洲大陆的诱惑。

按照父母的价值标准，越西方的东西越被视为有文化。虽然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贴近他们的俄国人心灵，但我认为，德国人--尽管有了希特勒--在他们看来比俄国人和波兰人更文化；法国人--比德国人文化。英国人在他们眼中占据了比法国人更高的位置。至于美国人--他们还拿不准，毕竟那里在屠杀印第安人、抢劫邮政列车、淘金、骚扰女孩。欧洲对他们来说是一片禁止入内的应许之地，是人们所向往的地方，有钟楼，有用古石板铺设的广场，有电车轨道，有桥梁、教堂尖顶、遥远的村庄、矿泉疗养地、一片片森林、皑皑白雪和牧场。

在我整个童年时代，农舍“、牧场”、养鹅女“等词语一直对我有着诱惑力，让我兴奋不已。它们具有真正舒适世界里的感官韵味，远离布满灰尘的白铁皮屋顶，远离满是废铁、鳍蓟的城市荒地，远离承受炎炎夏日重压的耶路撒冷那焦渴的山坡。我无数次喃喃自语”牧场“--我就能听到脖子上挂着小铃铛的母牛们的哞哞叫声，听到小溪的汩汩流水；我闭上双眼，就能看到赤脚的牧鹅女，在我什么都还不懂时，她的性感就让我落泪。

一年年过去，我逐渐意识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人统治下的耶路撒冷是一座迷人的文化城市，有着伟大的商人、音乐家、学者和作家，例如马丁·布伯、格肖姆·肖勒姆和阿格农，以及许许多多杰出的研究者和艺术家。有时，当我们经过本-耶胡达街或者本-梅蒙大道时，爸爸会悄声对我说：“瞧，那是国际知名的大学者。”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我认为国际知名与两条瘦腿有关，因为正在被谈论的人大多上了年纪，用拐杖探路，两只脚跌跌撞撞，就连在夏天也穿着厚毛衣毛裤。

我父母所景仰的耶路撒冷离我们的居住区十分遥远，是在绿荫葱茏的热哈维亚，那里花团锦簇，琴声悠扬；是在雅法或者本-耶胡达街上的三四家咖啡馆，那里悬挂着镀金枝形吊灯；是在牙买加或大卫王酒店里的大厅。在那里，追求文化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与富有教养的英国人举止得体；在那里，富有梦幻、脖颈颀长的女子身穿晚礼服，在藏青西装笔挺的绅士怀中翩翩起舞；在那里，宽宏大度的英国人和犹太文化人或受过教育的阿拉伯人共进晚餐；在那里，举行独奏会、舞会、文学晚会、茶话会，以及赏心悦目的艺术座谈会。

也许这样的耶路撒冷，和枝形吊灯与茶话会一道，只能出现在那些住在凯里姆亚伯拉罕街上的人们--那些图书管理员、教师、职员和装订工人们的梦中。无论如何，它没有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居住的凯里姆亚伯拉罕区，属于契诃夫。多年后，当我阅读契诃夫时，确信他就是我们当中的一员：万尼亚舅舅就住在我们楼上，萨莫连科医生在我发烧或得白喉时弯下腰，用宽大有力的双手为我做检查，患有习惯性偏头疼的拉耶夫斯基是妈妈的二表哥，我们在星期六晚上一起到民族宫礼堂听特里格林。

的确，我们周围有着各式各样的俄国人，有许多托尔斯泰似的人物。有些人甚至长得就和托尔斯泰一模一样。当我在某本书封底看到一幅棕色的托尔斯泰画像时，确信自己已经在我们当中看见他很多次了：他沿着马拉哈伊大街闲逛，要么就是顺着欧发迪亚大街走去，头上没戴帽子，微风吹乱了他银白的胡须，如同先祖亚伯拉罕那样令人敬畏，他目光炯炯，用手里的树枝作拐杖，一件俄式衬衫罩在灯笼裤外，用根长绳系住腰身。我们附近托尔斯泰似的人物（父母称之为“托尔斯泰式奇科姆”）无一例外，是虔诚的素食主义者，对自然怀有深厚情感的世界改革者，追求符合道德准则生活者，热爱人类者，热爱世上一切生灵者，长期向往乡村生活者，向往在田野和橘园从事简朴农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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