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作为参与式行动研究取向的体现，我建议“乡村振兴与妇女发展”会议的组织者允许我带一位缙云的妇女代表参会。在缙云县委组织部的推荐下，缙云县 妇联主席参加了会议。她应主办者的要求，作了缙云妇女在乡村春晚中的关键作用的发言，效果非常好。此后，我自己也带着一位博士生，以缙云田野调研为基础，写了一篇《乡村春晚、女性主体性与社会主义乡村文化》的文章，发表在《妇女研究论丛》上。这是我第一篇聚焦女性和在女性研究刊物上发表的文章。
唐觐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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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能具体谈谈怎样把社会性别视角融入您的研究框架吗?
赵月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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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家庭背景，也得益于毛泽东时代的男女平等意识，我一开始就有很强的社会性别意识和对男权中心主义的批判意识。不过，到了国外后，我一直在传播政治经济学这个男性学者主导的领域。在西门菲莎大学期间，曾一度有过自己一个女学者带 8 位清一色男性博士和硕士生的经历。不过，在我更大的中外学术参考圈里，女性主义学者一直有很强大的存在和影响。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立场或者社会主义的立场，自然要包含女性主义的立场。
从上研究生课程开始，我就一直接受不同女性主义理论的熏陶，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和传播与发展领域的后殖民批判女性主义理论。重要的是，我所吸收的女性主义既不是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也不是本质主义女性主义。比如，我很早就接触女性主义哲学家南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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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泽(Nancy Fraser)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批判，而印度女性主义生态学家范达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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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娃(Vandana Shiva)在发展领域的研究对我也有很深的影响。实际上，我在 1990 年初，就认真学习过席娃对西方科学的化约主义弊端(她把这个称为“暴力”)、跨国农业资本主义对全球南方的剥削、西方知识产权体系对传统知识体系的掠夺以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批判。我还记得，一门博士课程上的一篇阅读文献的基本观点是:第三世界为了家庭的生存和社区的维系而在日常生活中有坚忍不拔品格的普通妇女，而非学院派的、以救世主 自居的西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学者，才更称得上是女性主义者。
不过，我并没有因此把自己的研究定位为女性研究，刻意去找女性主题。我更多是在自己的研究中汲取批判女性主义的思想资源，在适当的时候体现这样的视角。比如，因为街头小报更把女性当作描写对象，我的文章就有更强的性别视角的分析;当我研究中国媒体商业化对社会传播的影响时，我会专门去采访《中国妇女报》，关注商业化过程对传播领域的性别平等
议程的影响;在分析孙志刚事件时，我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视角会让我去追问:假如孙志刚是女的，这件事会成为这样的媒体和公共事件吗?在一个多位学者协作的口述史项目中，我主动选择了一位乡村妇女作为对象;在河阳做口述史项目，当我注意到村里最初给我推荐的采访对象清一色是男性的时候，我深知这是男权中心主义的“无意识”表达。因此，我花了大力气来纠正，从而使村庄的“另一半”不至于在项目中“被消失”;同时，我也动员女性参加口述史志愿者团队。
当然，研究缙云乡村春晚，乡村女性的角色自然成了我的研究焦点，因为乡村春晚舞台上下，女性占绝对多数，这不仅使我去思考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 设与妇女解放今天在缙云乡村的表达，而且使我想起读博士时就接触到的用第三世界妇女日常实践来反观和批判西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学术霸权的理论文本。不过，当今年河阳论坛结束后，我为准备采写革命妈妈故事的缙云妇联提供口述史知识培训，并建议把“妇联小姐姐的红色之旅”新闻标题改为“妇联姐妹抢挖革命故事”时，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跟自己当年为加拿大地方妇女组织做的行动研究还真有相似和延续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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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觐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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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您在社会主义的东方民族国家与资本主义的西方民族国家之间的跨国学术历程，我们看到了妇女领域与社会大系统的广泛关联，看到了“性别”与 “传播”这两个范畴的多层面连接，也看到了女性主义更多的内部差异性与复杂性。在 2008 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政治经济深刻矛盾的背景下，近年来西方国家大选中女性政治人物参选，被普遍解读为代表职业性别偏见的最高层“玻璃天花板”被挑战，而且依托媒介、传播的力量，总统竞选中围绕性别议题争论激烈、 声浪巨大，甚而引发全球性的女性游行。这是否是“性别”越来越进入传播议程中心的体现?是否显示“性别政治”越来越发展，甚而是国际潮流所向?为什么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性别意识”强烈、“女权” 比较发达、在社会中“性别”更多得到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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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月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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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女权主义经历了两波发展，19 世纪出现的第一波女权主义运动，就是围绕妇女要求获得选举权这一妇女解放问题展开的。女性参与总统竞选是自由主义民主形式和妇女解放脉络的产物，挑战“玻璃天花板”的反性别歧视解读无疑有性别平等与妇女解放的意义。同时，西方社会语境下，女性参选总统是精英式竞争性民主框架里的一个事物，政治人物最重要的身份是其所代表的政治立场、阶级立场，这不会因为某位政治人物的性别身份就例外。在竞选口号之下，更应该看的是政策立场。如果更仔细地观察总统竞选中的“女权”声浪，在“女权”“反性别歧视”这样一种看似超阶级的、包含全体女性的普世旗号之下，挑战“玻璃天花板”的话语所代表的往往是中产阶级女性的“反性别歧视”诉求。也就是说，作为精英式、竞争性民主框架内的一种话语表达，“反性别歧视”话语并没有外在于特定的阶级政治话语。更毋庸说，解读、甚至强化“性别”方面的“反性别歧视”意义，有一定的争取选民特别是女性选民的用意。而当这样一种实质上是中产阶级女性的“女权” 在传播中被言说为代表全体女性的，甚至在国际传播 中被言说为全世界女性解放的旗帜时，美式“帝国民 主”(Imperial Democracy) 在全世界的话语霸权也随之得到了强化。总之，与其说“性别”越来越进入议程中心，不如说是特定阶级的“性别”议题越来越在全球传播中进入议程，它是全球传播格局中文化领导权之争的一个体现。
在西方，“性别”得到聚焦，以“性别”为核心范畴的中产阶级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居于主导地位，“性别意识”很受关注，但“性别”范畴的注重并非是因为“性别意识”“女性意识”强这样的单纯观念领域的进步所致，而是可追根溯源至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妇女没有得到同工同酬、没有托儿所等公共支持这样的经济社会领域的矛盾。不过，由白人中产阶级主导的第二波女性主义往往会在突出女性的自由、解放与平等的同时，掩盖和遮蔽阶级与种族层面的不平等。拿上届美国总统选举来说，希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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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顿先从民主党候选人选举中胜出后在总统选举中败给特朗普，不能仅仅从“性别天花板”的角度来分析，在这背后有更复杂的民主党内和美国国家内部的阶级政治因素。更具体地说，如果美国民主党的阶级政治有更强的社会主义倾向，那么，它就应该选择桑德斯，而不是希拉里作为总统候选人。
更为讽刺和悖论的是，在所谓的后女权主义时代，女候选人反女性主义的现象也是有的。你可能听说过我主导组织翻译和介绍的《马克思归来》一书。在书中，有一篇美国学者米歇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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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迪诺-科罗奇诺(Michelle Rodino—Colocino)关于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女性 竞争者萨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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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林(Sarah Palin)的《反女权主义的女权主义》的文章。文章指出，在佩林对女性主义话语的挪用和转换背后，是她以女性主义之名，行维护父权资本主义秩序之实，而佩林更大的危害是对一个世纪以来美国妇女解放运动所取得的成就进行反攻倒算。这项基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立场的研究揭示，在妇女解放问题上，美国政治生活和理论领域有复杂的斗争，而美国妇女解放和女性主义理论更是可以用口号之下，更应该看的是政策立场。如果更仔细地观察总统竞选中的“女权”声浪，在“女权”“反性别歧视”这样一种看似超阶级的、包含全体女性的普世旗号之下，挑战“玻璃天花板”的话语所代表的往往是中产阶级女性的“反性别歧视”诉求。
也就是说，作为精英式、竞争性民主框架内的一种话语表达，“反性别歧视”话语并没有外在于特定的阶级政治话语。
更毋庸说，解读、甚至强化“性别”方面的“反性别 歧视”意义，有一定的争取选民特别是女性选民的用意。而当这样一种实质上是中产阶级女性的“女权” 在传播中被言说为代表全体女性的，甚至在国际传播中被言说为全世界女性解放的旗帜时，美式“帝国民主”(Imperial Democracy) 在全世界的话语霸权也随之得到了强化。总之，与其说“性别”越来越进入议程中心，不如说是特定阶级的“性别”议题越来越在全球传播中进入议程，它是全球传播格局中文化领导权之争的一个体现。
在西方，“性别”得到聚焦，以“性别”为核心范畴的中产阶级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居于主导地位，“性别意识”很受关注，但“性别”范畴的注重并非是因为“性别意识”“女性意识”强这样的单纯观念领域的进步所致，而是可追根溯源至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妇女没有得到同工同酬、没有托儿所等公共支持这样 的经济社会领域的矛盾。不过，由白人中产阶级主导的第二波女性主义往往会在突出女性的自由、解放与 平等的同时，掩盖和遮蔽阶级与种族层面的不平等。拿上届美国总统选举来说，希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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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顿先从民主 党候选人选举中胜出后在总统选举中败给特朗普，不能仅仅从“性别天花板”的角度来分析，在这背后有更复杂的民主党内和美国国家内部的阶级政治因素。更具体地说，如果美国民主党的阶级政治有更强的社 会主义倾向，那么，它就应该选择桑德斯，而不是希拉里作为总统候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