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守英：乡村经济活动的变化与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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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乡村产业、业态的变化。现在出现一些时髦词，如新产业、新业态，一二三产融合，实际上这些被称作新的东西，从历史来看，没有什么稀奇的，只不过是我们这些年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把这些产业和业态搞没了。比如，中国历史上农业与手工业就是结合的。再比如休闲农业，历史上的江南留下的一些古村落难道不是吗?我们所说的新，也很多实质上是复活，回到它本来的状态。当然，这一轮乡村产业和业态确实变化非常大，长出很多新的东西，其中的驱动力是两个，一个是乡村产业对城市需求的反应增强，很多乡村产业的复活和壮大，是城里需求拉动的。另一个是新技术革命和商业模式变革带来的，原来很多乡村的手工艺品、土特产就是本乡本土的市场范围，随着新技术革命带来信息费用的大幅降低，新商业模式(如淘宝)带来熟人社会的界分被突破，点击、客户评价提高传统特色产品的信用，使一些偏远地区的特色产品市场范围扩大，在一些穷乡僻壤长出一些非常有生机的产业。这些东西正在颠覆已有的产业空间、区域和城乡产业发展理论。

四是村庄的分化。中国的村庄是一种制度，维系着传统农耕和乡村文明，随着人地关系改变、农业发展方式转型，以耕作半径划定的村庄聚落正在发生变化。从观察来看，中国的村庄正在出现重大分化，一部分村庄开始复活，充满生机，承担起城乡之间新的功能，有模有样，有城里人去，有特色，历史古迹、文化、空气、人文的稀缺性价值显化。另一些村庄则不可避免地、令人感伤地出现破败、衰落。村庄的分化和未来走向，无论是村庄的死还是活，都需要相关制度匹配。

五是城乡互动和乡村价值的提升。中国上一轮的城镇化，基本上是人口、土地、资本从乡村到城市的单向配置。下一轮这一流向会发生改变，城乡之间互动和对流会增强，人流也不一定就是去长三角、珠三角，很多人会到家乡的省会、县城找机会，农业功能变化、新产业、新业态吸引资本下乡，乡村土地配置更加活跃，乡村价值在提升。这些都需要有改革的支撑和呼应。

中国乡村正在发生的这些变化，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最大的挑战是长期形成的农业公共政策的基础假设和支撑这套政策体系的知识和意识。这套体系内涵着四个假定，一是吃饭问题唯此为大，二是农业就是粮食，三是农民就是自耕型小农，四是农业政策和制度安排的一切前提就是粮食安全。如果构建变化后的假设、约束条件和公共政策，是下一波乡村发展的难点、也是突破点。机遇呢?在我看来，有了这些变化后，我们就有条件按研究现代经济活动的思维来讨论农业经济活动了。长期以来，农业问题的研究越来越难以和其他领域对话，理由是农业跟其他领域不一样，不能用一般理论来看农业，农业是弱智产业，自身没有竞争力，需要特殊保护，其他产业生存法则在这里不适用，结果是农业没有竞争力，讨论农业问题也以自己一套知识来解释。乡村经济活动的变化，使我们可以讨论农业如何有竞争力，如何和其他产业竞争，如何把农业搞得有声有色。如果把农业问题的讨论转向农业产业的效率问题，我们就有可能按照一般经济问题来讨论农业经济活动了。当然，也就回避不了在其他领域已经常识化了的问题。一个经济活动怎么样比人家强，实际上就是四件事。第一，产权，不管在什么样的制度下，你的产权安排都要做好。第二，合约，就是进行不同权利的再配置。第三，法人组织的力量。第四，实现规模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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