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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曾国藩在他十月二十六日给弟弟的信中说：
“……余自十月初一起，亦照艮峰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余向来有无恒之弊。自此次写日课本子起，可保终身有恒矣……余自十月一日起记日课，念念欲改过自新。”
曾国藩不仅遵照倭仁的提示写日记，还将日记与同朝官员吴廷栋等人传观，且送请倭仁批阅。
这种写省心日记或传观日记的传统，其实源于晚明时候的省过会。
迁善改过本来就是王阳明格物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了明代末年，商业兴盛，习俗日渐奢靡。一部分士人自觉罪恶感深重，想要抵抗这个时代。因此，当时文人悔过、忏过之风盛行，省过与改过也变成了一个很热烈的论题。
既然“改过”是道德修养的核心，那么怎样知道自己的过错，又不自欺其过错呢？于是，士人们决定寻找一个客观控诉者，即将自己的过失向大家坦白，由师友来纠察。在集会时“自呈己过”的过程中，省过会便逐渐发展起来了。
因此，当时不仅有个人有《人谱》和省身录，还有倡导省过、改过的各种社群。王阳明的门人所创办的“惜阴会”中，便要求每人立日记、每家立日记。
在明末思想家陈确所举办的省过会中，大家要公开自我坦白，展示自己的日记：“……次第陈日史于前，司罚无阿众之笔”。
其实，在宋明理学中，这种自省其过的传统很长。
当时的士人在从事道德修养时，除了语录与高深的谈论之外，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警醒自己。理学家在生活践履中，会采取各种各样的凭借：
“肘后牌”便是当时士人采用的凭借之一。
“肘后方”是我们在中医里常见的词汇，表示紧急时不可或缺之方药。而“肘后牌”不止表达道德修养中的要旨，也的确会将它佩于手肘之处。这样是为了每次手肘弯曲之时，都会因触碰而自警。
明儒李二曲的肘后牌。图源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
此外，还有人往所穿衣服上写字，有些类似我们今天的文化衫。如明末清初的盛敬，为实现“慎独”之训，便将这两个字书于所穿的葛衣之上，以便随时提醒自己。
但使用最为广泛的，还是日记、日谱。
日记与日谱之间还看不出明显的区别。二者均为每天的记录，常有换用的情形。
书院弟子立修身日记，是宋代到清代一直使用的一个办法。其中，带有簿记形式的修身册子，是广为流传的日记形式之一。
明代后期的儒学思想主张在日常生活中进行实践，故而，日谱也倾向涓滴不漏地记载当事人地每一举动和念虑：
每有一善，便算一件功；每做一件坏事，便算一过。
从而，人的整个灵魂状态便类似公司的营运状态，用簿记来进行管理。而日记的书写者，则像一个老练的会计
：搬出“账本”，则公司的营运状况便一清二楚了。自己成德的可能性，以及在成德的路上走了多远，都可以由这些簿记中查得。士人们便希望通过这种务实的方法，达到道德超越的目的。
因此，当时的修身日记有两种功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