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在故乡小镇阿拉哥塔卡，马尔克斯遇见一位老医生。这位老医生一直不知道他的病人当中有多少是死于上帝的意愿, 有多少是死于他的医术。但是，他知道这世界上有一种宝贵的训诲和启示，正适合这位执意要当作家的的小伙子。他认为，马尔克斯的这种执拗，“正是一种无法抗拒的神之召唤的绝佳证明: 那是仅能与爱之魔力可堪媲美的力量。是神秘之最中，无可比拟的艺术的召唤。在此召唤之下, 人将全身奉献, 不求回报。”他以医生特有的那种诊断性的口吻强调说：“这是与生俱来的, 如果和它对着干，那将是对健康最大的损害……一个神父的召唤一定与此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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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领悟这种降临于作家和艺术家之心灵的神秘召唤，或者，如果你觉得有关“心灵召唤”的说法沾染了一丝神秘主义的颜料，那就让我们怀抱科学主义的理性观念，回顾一下另一位精神分析学家荣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的思想。与曼德施塔姆同时代的荣格，以他科学家的严谨追索这种召唤，这种在创作者心里存在的“异己”的力量。这种力量仿佛一种自然力，它以自然本身固有的狂暴和机敏利用诗人去实现它的目的。在分析心理学的语言中，这种仿佛有生命的自然力，叫作“自主意识”。它其实是创作者意识之下的无意识。
在《论分析心理学与诗歌的关系》一文中，荣格认为，作家或艺术家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创作方式。而德国启蒙文学和“狂飙突进运动”（Sturm und Drang，1760-1780）的代表性诗人兼剧作家席勒（Friedrich von Schiller，1759－1805）对此早就有所认识：“我已说过，诗人或者是自然，或者寻求自然。前者使其成为素朴的（天真的）诗人，后者使其成为感伤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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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试图用“感伤的”和“素朴的（天真的）”这两个概念来对艺术作品和创作方法进行分类。而“心理学家把‘感伤的’的艺术称为‘内倾的’艺术，把‘素朴的（天真的）’的艺术称为‘外倾的’的艺术。”内倾型的特征是创作者/主体对自然/客体采取主动积极的意向性活动，简单点说，就是诗人（艺术家）的自觉意向摄取和驾驭自然/客体的物质材料。外倾型的特征则是创作者/主体对作用于他（她）的自然/客体采取主观顺从的态度。
19世纪之交的席勒的理论被人遗忘已久。印刷技术的迅速提升和新闻出版业的发达以及电视、互联网和智能通讯工具的普及，使得知识的堆积和信息的碎片化芜杂几乎成为一场人类智力的灾难。存储在时间果核里的智者之言，大有被技术性知识和碎片式信息倾覆和湮没的危险。打捞这些智者之言，使我们能在时代的滚滚浊流中返抵文明之源，已然成为作家的当务之急。于是，我们看到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沿着西方哲学史的“林中路”，重返古希腊哲学。在文学界，我看到土耳其作家帕慕克也在重返过去。他重温席勒的言教。
2009年，帕慕克应邀在哈佛大学做了六场演说，亦即著名的“诺顿讲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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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之前，我所爱戴的许多诗人和作家——T·S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1888-1965）、博尔赫斯、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1923—1985）、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1932- ）等——都曾登临诺顿讲坛。诺顿讲坛水准极高，以至于讲座结束之后，讲稿也就直接出版成书。博尔赫斯的《诗艺》（This Craft of Verse），切斯瓦夫·米沃什的《诗的见证》（The Witness of Poetry）和卡尔维诺的《美国讲稿》（《新千年文学备忘录》）以及翁贝托·艾柯的《悠游小说林》（Six Walks In the Fictional Woods）均已翻译成汉语出版。
帕慕克的系列演讲以“阅读小说时，我们的意识在做什么”开题。他认为有两类小说家和读者。一类是“天真的（素朴的）”，一类是“反思的（感伤的）”。前一类作家和读者“根本不关心写作和阅读活动的人为层面”而后一类作家和读者正好具有跟前一类作家和读者相反的心智。
他们“明知文本不等于现实，却一样沉迷其中，他们关注小说写作的方法以及阅读小说时意识活动的方式。”最后，帕慕克总结说：“作为小说家，就要同时掌握天真的和反思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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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你是“天真的（素朴的）”/外倾型的艺术家，还是“感伤的（反思的）”/内倾型的艺术家，抑或你是二者合一的艺术家，他都得听从你个人无意识的召唤。而你个人的无意识又与集体无意识交相呼应，从而在某一时刻形成类似于物理学频率共振的现象。此刻，真正的艺术创作的艰难/欣喜/痛苦/惶惑/狂热/痴迷的旅程便开启了，并且持续着，直到创作完成。你像大病一场，孱弱，瘫软，甚至盗汗，痉挛，虚脱，甚至痛哭流涕。很多作家都曾讲过每当一部作品完成之后那种大病临身的感觉。
什么是集体无意识？
Ⅲ
荣格在《论分析心理学与诗歌的关系》一文中，界定了集体无意识的概念，并对它的内涵做了较为详尽的阐释。接着，荣格分析了诗人创作时的心理机制。
我假定，我提议进行分析的艺术作品，作为一种象征，不仅
在诗人的个人无意识中，而且也在无意识神话学领域内有它的源泉。无意识神话学的原始意象是人类共同的遗传物，我把这一领域称为“集体无意识”，用以区别个人无意识。
集体无意识不能被认为是一种自在的实体；它仅仅是一种潜能，
这种潜能以特殊形式的记忆表象，从原始时代一直传递给我们；或者以大脑的解剖学上的结构遗传给我们。
每一个原始意象中都有着人类精神和人类命运的一块碎片，都
有着在我们祖先的历史终重复无数次的欢乐和悲伤的一点残余，并且总的来说始终遵循同样的路线。
原型的影像激励我们（无论它采取直接经验的形式，还是通过
所说的那个词得到表现），因为它唤起一种比我们自己的声音更强的声音。一个用原始意象说话的人，是在同时用一千个人的声音说话。他吸收、压倒，并且与此同时他正在寻找加以表现的观念，使这些观念超出偶然的和暂时的意义，进入永恒的王国。他把我们个人的命运转变为人类的命运，他在我们身上唤醒所有仁慈的力量，正是这些力量，保证了人类能够随时摆脱危难，度过漫漫长夜。这就是伟大艺术的奥秘，也正是它对我们造成影响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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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观主义的荣格重视并坚信人类集体无意识里“所有仁慈的力量”，但我不得不说，邪恶的力量在人类集体无意识里与“仁慈的力量”几乎呈分庭抗礼之势。不是有人曾经如此感叹：人啊，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有时候，一个作家从集体无意识里召唤而出的，恰是邪恶的力量。猎头、食人、乱伦、兽奸、性虐……这些原始意象也经常借用某种表现形式，不断出现在文学艺术和现实生活里。且以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1740-1814）为例。
萨德侯爵以他昭著于世的性丑闻，超越了18世纪法国放荡主义的边界。即使被关进巴士底狱，他也念念不忘想象中的性虐。萨德侯爵小说中经常出现漫无节制的性虐现象，尤以他未完成的小说《索多玛的120天》为最。四个法国贵族携妻子，以及掳来的童男童女，与四名陪媪、四名老鸨、八个有巨大阳具的肏汉，躲在人迹不至的西林堡，度过120天极尽荒淫、残忍的日子。四名老鸨轮流，每天讲述五则有关情欲的故事。乱伦、鸡奸、食粪、鞭打、车刑、虐杀……伴随老鸨所述故事的愈趋残暴，童男童女和陪媪也被一一虐杀。
这部小说被萨德侯爵藏在巴士底狱，历经法国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和百年流落，最后竟离奇现世。1975年，意大利导演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1922-1975）将其情节转到意大利法西斯统治时期后拍成电影。这部电影的画面残酷、暴烈、血腥并且充满不堪入目的性虐行为，所以至今仍被各国禁映。电影完成后不久，导演帕索里尼在罗马郊区被一个十七岁的男妓用棍棒击杀。
另一个暴露出邪恶力量的文学案例，当属二十四岁自杀的法国诗人洛特雷阿蒙（Lautreamont，1846-1870）。他的诗集《马尔多罗之歌》简直是用浸透毒药的墨汁写成。诗歌里血淋淋地屠杀和肉体折磨以及对伦理道德的全然蔑视，犹如撒旦的诅咒。
应该让指甲长上两个星期。啊！多美妙，从床上粗暴地拉起一
个嘴上无毛的孩子，睁大双眼，假装温柔，抚摩他的前额，把他的秀发拢向脑后。然后，趁他毫无准备，把长长的指甲突然插入他柔嫩的胸脯，但不能让他死掉；因为，如果他死了，我们将看不到他悲惨的模样。接着，我们就舔伤口，饮鲜血；在这段应该永远持续下去的时间里，孩子会放声痛哭。除了他那像盐一般苦的眼泪，没有比他的血更鲜美的东西了，用我刚才描述的方法吸出的血依然炽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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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从集体无意识里召唤出这些或仁慈或邪恶的力量，古希腊的作家们崇拜并祭祀酒神狄奥尼索斯（Dionysus）。经过千年基督教神学禁欲的封锁，狄奥尼索斯一度隐退。但是，哲学家尼采却喊出“上帝死了！”。打倒上帝之后，尼采复活了狄奥尼索斯精神。人欲解放。新的狄奥尼索斯崇拜出现了。尼采在呼唤“超人”。于是，不在少数的作家和艺术家开始借助酒精、鸦片、致幻剂（LSD）甚至海洛因，让自己的意识迷醉，从而刺激个人无意识，以便释放潜藏在集体无意识里的无限能量。值得警惕的是，利用酒精、鸦片、致幻剂甚至海洛因，让酒神狄奥尼索斯唤醒的，极有可能是沉睡的魔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