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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乌冲突凸显了信息领域的重要性，它不仅关乎军事指挥与控制，还影响着战略叙事的塑造，进而左右国际支持和国内舆论。俄罗斯的做法反映了其既有的“信息对抗”理论，其中包括两大要素：“信息技术”（控制信息手段）与“信息政治”（塑造信息本身）。这代表了苏联时代作战策略在现代数字战场的延续。
俄乌冲突爆发前夕，Viasat的KA-SAT卫星通信网络受到攻击，显示了太空资产遭受网络攻击后可能产生广泛且意想不到的后果，同时也凸显了在战争初期就夺取网络和太空优势的重要性。这一原则可能成为21世纪军事行动成功的基础。
商业卫星系统在现代战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们在情监侦（ISR）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并且为无人系统提供了通信链接。例如，SpaceX的星链系统为乌克兰提供了稳定的通信支持，使得乌军能够在俄罗斯的电子干扰下保持指控能力。另一方面，商业遥感能力的扩散带来太空能力的“民主化”，这将导致大规模的常规部队很难实施隐蔽突袭。
有效的信息和太空资产整合更多地取决于组织结构，而非技术能力。俄罗斯由于其军事组织的条块分割和单位间缺乏信任，未能充分发挥其信息战的潜力。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凭借专业的非委任军官（NCO）队伍和较低层级的授权，更有利于联合兵种的协同作战。
冷战结束后的三十年间，西方军队在电磁频谱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不受任何挑战。而俄乌冲突表明，如今又回到了对抗性电磁作战环境。西方国家在过去几十年间电磁对抗能力大幅退化，而俄罗斯等潜在对手则持续发展其电子战能力。这种能力差距在俄乌冲突中得以凸显，双方在电磁频谱领域均无法取得明显优势。
电磁领域的对抗直接导致俄乌双方都未能取得空中优势，限制了双方的快速机动与保护地面部队的能力，使得战争呈现出阵地战和消耗战的特征。这一现实与西方国家从海湾战争总结而来的空中力量制胜论形成鲜明对比——在海湾战争中，制空权在整个行动中得以保持；俄乌冲突则表明，在对抗性电磁环境中，空中力量的常规应用可能面临重大限制。
在俄乌冲突中，双方都广泛运用了多种电子战技术，包括GPS干扰、通信干扰、信号情报收集、对无人机的战术干扰以及敏捷跳频战术等。这些电子战应用在这场冲突中被证明特别重要。
无人自主系统对电子战的脆弱性是俄乌冲突的一个显著特征。俄罗斯实施的大规模GPS干扰已被证明特别有效，迫使乌克兰开发了惯导等替代性导航技术。与此同时，乌方也迅速发展了防御和反制措施，如卫星通信、中继站和网状网络，以解决这种脆弱性。
未来的电子战将呈现一系列新特征，如采用软件定义技术的现代化敏捷电子战系统，整合军事、政府和商业领域的一体化电子战架构，满足共享频谱需求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以及集成人工智能的认知电子战系统等。随着战争节奏加速，这些技术与手段必不可少，需要以机器的速度作出决策，同时在关键领域保留人类判断。
俄乌冲突暴露了传统后勤方法的根本脆弱性。这场战争表明，大型基础设施节点、供应中心、配送设施以及包括铁路、公路、桥梁和港口在内的运输网络都面临着被精确打击武器攻击的风险。
西方军队在过去30~40年间系统地削减了其军内后勤能力，转而依赖商业外包，虽然提高了效率，但也带来了战略脆弱性。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弱对抗性环境中，如果提前数月或数年计划行动，这种商业外包模式可有效发挥作用；但在俄乌冲突中，这种模式难以快速响应战场需求，尤其是在高威胁环境下，商业供应商往往不愿意承担风险，导致后勤补给出现延误。
这场冲突还凸显了针对后勤基础设施的新兴混合威胁，包括对供应节点的定向攻击、网络攻击、水下基础设施破坏等。这些新威胁的出现加剧了传统的后勤问题（如道路重量限制、桥梁通行能力、铁路轨距差异、港口吞吐量限制以及海关和边境法规等），使得后勤挑战变得更加复杂。
这场冲突催生了一种新的适应对抗环境的后勤模式，其核心思想是
“为了生存而分散，必要时重新聚集”
。这种模式依赖于几个关键特征，包括分散的后勤网络供应节点、能管理分散后勤要素的指控系统、后勤资源的快速集中能力以及维持更大的关键弹药和军需品储备。这种转变代表了从“效率驱动的后勤”向优先考虑“对抗环境中的弹性与生存能力”的根本转变。
俄乌冲突揭示了后勤技术创新的几个机会，包括增材制造、基于开放架构的可互操作系统、分布式指控（以有效管理分散的后勤资源）等。这些创新对于创建能在对抗性环境中运作的后勤系统、同时确保现代军事行动所需的灵活性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