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寄语新员工：少埋怨，多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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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危机是清末民初社会现代转型时期。晚清半封建半殖民时期，人们思想落后，如果有人去给农民照相，他还会拿棍子打你，认为把他的灵魂拿走了。洋务运动失败后，知识分子开始反思，文言文的表述复杂，无法普及民众。当时欧洲的莎士比亚文学、音乐、绘画……兴起，其实对欧洲是一场哲学的洗礼，通过哲学统一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所以欧洲文化素质较高，促进了工业革命取得成功。俄罗斯叶卡捷琳娜二世执政期间，大量引进西方的绘画、音乐、舞蹈、哲学……，对旧文化是一种冲击，也是一种解放，所以俄罗斯率先工业化，比当时慈禧太后执政的清朝发展快。俄罗斯修了东西向的铁路，我们就有了瑷珲条约的耻辱。

清末维新运动，开始有意识地提倡白话，兴起称为“新文体”的“通俗文言文”。上世纪初期，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新文学的特点是采用白话文体，为现代工业发展起到一定作用。当然，我们采用白话文，并没有否定文言文。直接、写实是白话文的第一优点，也比较快的能反映科学、技术、社会进步名词的表述。文言文如何表述“蓝瘦香菇”、“喜大普奔”呢？否则，今天无法用文言文描述日新月异的进步。小国、少数民族进步慢，源则语言、文字跟不上社会进步。

当时中国的经济、军事和技术都非常落后，知识分子反思为什么落后，其结论是：经济落后，是因为教育落后，教育落后是因为汉字“繁难”，难认、难记、难写，当时知识分子想当然认为英语好学，一学就会，学语言根本就不花什么时间和精力，而汉字太难学了，所以中国的文盲很多。解决的办法就是改革汉字，当时设计了几十种方案，有些就是后来电报（汉字编码）和速写的前身，但更多的是拼音化方案，也就是废除汉字。鲁迅私下里给朋友的信中甚至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这样的话。一直到50年代初，汉语走拼音化文字道路还是主流观点。不光文字改革，语音的改革也是成功的，普通话已遍及中国。

第二次危机是电脑时代。八十年代，我刚到深圳，电脑刚刚兴起，我感到巨大焦虑，感觉中华民族要被时代抛弃了，因为电脑是英文输入，汉字怎么办？后来，王永民发明了“王码五笔”，非常伟大，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当然，今天汉字输入法更先进了，是另外的佳话。汉字本是与电脑不相关的畸形文字，用这个方法解决了，一直演变到今天，汉字输入法已经非常简便和科学。今天，汉字在信息存储、传输、编辑、排序、检索等方面都超过英文，将来计算机扫描，汉字可能还优于英文，因为汉字是图形文字，错误率低。

回想这些事情，看看中国汉字的道路是如何走过来的。今天汉字碰巧适合信息时代，这与前人做了很多贡献有关。中国将市场统一、法律统一、文字统一，才能形成全国性的贸易体系；加入WTO，国际贸易让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所以，几百年来，文字改革对国家、民族很重要。

三、汉字改革及推广

我小时候所处的年代，人们普遍不识字，扫盲困难性极其艰巨。那时，我们对穷人宣传的是，你不识字，认不到钞票，受人骗，促使他学文化，扫文盲。当然，不识字也不会把100元当1角用的。我们那时十一、十二岁，每天晚上要去农村教人识字。几百年来，多少志士、仁人倾注了心血，改革语言、文字，就是为了扫除文盲。用拉丁文取代汉字，曾经是一个时代的呼声，多少领袖都迫切地使用拉丁化，就是希望一般人能说、写合一，扫除文盲，才能走向现代化。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十天后就成立了文字改革委员会，吴玉章担任主任，文字改革过程中，同样很复杂。为了国际化，毛主席也提出用拉丁文来统一文字。革命领袖李大钊、瞿秋白也曾经是这个观点的积极推销者。至于后来如何从拉丁文转为拼音方案，目前没有公开的详细记载。我听过一个故事：吴玉章 ^[4] 对毛主席讲，如果改成拉丁文，年青人不认识汉字，就读不懂历史；1955年文字改革会议，据说反对票多了三票，毛主席很民主，就放弃了拉丁文。（从国外网上道听途说的，没有根据。）

第二阶段，如何让大家识字？研究简化汉字，实施汉语拼音法。当时军队的一名普通文化教员发明了一种新的汉字注音，为扫盲打下了基础，毛主席接见了他三次。接下来1955年文字改革会议讨论用拉丁字母给文字注音，最早以北京话为标准，但北京话多了一个音，需要用29个字母。吴玉章陪同毛主席去会场的路上，在汽车上给毛主席讲，如果采用29个字母，将来有五千万华侨会看不懂。毛主席就同意用26个罗马字母来注音，这就是普通话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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