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在证人席上的还有哈里森的母亲，她辩护道哈里森是一个好儿子和一个完美慈爱的父亲。哈里森的妻子则悲痛的描述了在下班回家的公交车上，接到他在悲剧发生之后的电话内容——都是完全没意义的尖叫声。
最后，费尔法克巡回法庭的奈伊法官判定哈里森无罪。法官基于之前莫布里决定不起诉卡佩珀同样的法律理由，认定本案中不存在犯罪。
在宣判之后，哈里森喘息地哭泣着。他想站住，而一无所有的他最终跪在地上。
所以如果这不是过失杀人，那这是什么呢？一个意外么？
“不，‘意外’是一个不完美的描述”，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马克.沃斯考尔教授是这样评价的。他是语言学习能力方面的专家。
“‘意外accident’代表着这个事情不能预防，‘事故incident’则听上去太微不足道了。”
沃斯考尔是富布莱特项目学者，专门研究如何利用笔记本电脑帮助儿童识字。在2003年的夏天，当他吃完午餐后回办公室的路上，他发现停车场很多人围着一辆车，警察砸碎了窗户把门打开。又走近了一些，他才发现那其实是自己的车。这是他第一次意识到早上他忘记把10个月大的儿子米奇送去托儿所了。米奇已经死了。
沃斯考尔没有被起诉，但在随后几个月内，他多次有自杀的念头。但最终自杀的冲动渐渐退去，只剩下悲伤和内疚。
他认为，“我们缺少一个正确描述这类事件的词汇”。同样，还需要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悲剧的原因。
大卫.戴蒙一边在华盛顿的酒店吃早餐一边这样解释：“记忆是一个机器，而且它并不完美。我们会希望优先想记住重要的事情，但我们的负责记忆的神经细胞不是这样。如果你会忘记电话号码，你同样也可能会忘记你的孩子。”
戴蒙是南佛罗里达大学分子生理学教授和坦帕退伍军人医院的顾问。他这次是在一个全国科学会议上演讲，介绍他关于情绪、压力和记忆相互关系的研究。他的研究发现：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的思考进程会从大脑中最复杂的部分，被切换到我们大脑中最原始的部分——一个竞争性记忆系统上。这个系统的设计陈旧到如同恐龙一样：心不在焉、固执、没有分析能力还愚蠢。
戴蒙自己的记忆力就很糟糕，最近他在开车去商场的路上，突然记起来孙女就在后座上睡觉。他记得是因为副驾驶上的妻子提到了孩子。他明白假如只是自己开车，也许就会发生不能挽回的事情。更糟糕的是，他非常明白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
他介绍说，人类的大脑是一个宏伟但又着急的设备。表层是更新更复杂的结构，但下面则是和低级生物一样的原始结构。大脑最上方是最聪明灵活的部分：负责思考和分析的前额叶皮层，以及负责构成和保持瞬时记忆的海马体。底层则是和蜥蜴大脑类似的基底节，负责控制那些本能和不自觉的行为。
戴蒙说，例如在熟悉、日常线路上驾车这种情况下，人类大脑会让基底节提供类似自动驾驶辅助仪的作用。当我们的前额叶和海马体在上班路上计划自己的日程时候，你的基底节在无意识却高效地运转，以便你能自如地驾驶着你的车。这就是为什么你有时候会发现自己从A点开到了B点，但却没有什么风景、怎么上路、怎么转弯之类的清晰记忆。
通常这种责任分工的模式，就像交响乐一样配合的很漂亮。“但有时候却变成了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那样，让轰隆隆的炮声掩盖了一切。”
他做了一个实验，实验中让老鼠看见猫，然后记录他们大脑中电化学变化。通过这样的方式他发现无论是突发性还是慢性的压力，都会削弱大脑高级功能中心，让他们更容易被基底节所压制。他发现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这些幼儿在车中死亡的事件里。
他说：“事件是否发生和之前父母的照料程度是没有关系的。有重要影响的因素是由压力、情绪、缺乏睡眠、生活节奏改变等。这时基底节开始工作，理智思维则被弱化到无力抵抗。结果是被弱化的海马体里的记忆回路就像电脑程序一样被强制覆盖。除非记忆回路被重启——比如听到孩子哭，或者像我一样被老婆提醒，否则记忆可能完全消失。”
戴蒙这时候停顿了一下。”弗吉尼亚州有一个特别典型的由压力引发的案例，我前几年去调研过。那是一个叫什么的女人来着？“
他把叉子放下，眼光扫过天花板墙壁和地板，然后摇了摇头。他说因为会议上的压力太大，他的记忆检索能力出了问题，他现在想不起来人名。
”林恩.贝尔福？“
“是的，林恩.贝尔福！“
这是十月中旬，林恩.贝尔福正在电话中给新宝宝预订一个婴儿弹性椅的带子，同时试图紧急安排一个保姆，因为她需要马上去看妇产科。她刚拿到检查报告，她正在排卵，她丈夫在伊拉克，她需要用他的精子来做人工授精，但保姆现在没时间。她只好抓起妈咪包、带上孩子，赶快出门上车开走。但是孩子正在闹，于是她回头给了孩子一瓶果汁，一边看着他，一边看一眼自己头发的发卡，动作一气呵成，看起来她很麻利。
她笑道:“事实上，我现在已经尽量别同时处理多件事情，我已经让自己的生活更简单一些。”
林恩.贝尔福就是通常被叫做A型性格的那种人。她是第一个承认她的性格造成了2年前儿子布莱斯的死。事情发生在2007年3月30日，那天她不小心把9个月的孩子遗忘在工作的军法学校办公室外的停车场里。那天的天气只有十几度，但小朋友的体温控制不成熟，车辆内的热量聚集速度又很快，当天贝尔福的车上温度超过了42度。
有一种沮丧的形象比喻可以描述那天在她身上发生的事情。1990年代，英国心理学家詹姆斯.里森提出了“瑞士奶酪模型”，来解释为什么灾难性的错误会逃过多重的防御机制而发生。他把瑞士奶酪切成5-6个薄片叠在一起，每片上面的小洞表示那些微不足道的潜在小漏洞。这种防御体系很少出错，但如果巧合下几片奶酪的小洞都重叠在了一起，整个系统就崩塌了。
在贝尔福把布莱斯忘在车上的那天，她一直忙到了深夜，先帮一个急着带宠物去医院的朋友看孩子，然后照顾感冒了的布莱斯。因为宝宝太累了，所以一反常态一直在车上睡觉，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因为贝尔福计划把布莱斯常用的安全座椅带去消防站请专业人士安装，所以布莱斯被放在另外一个安全座椅里，位置在驾驶员背后而不是副驾驶的背后，因此从后视镜里看不到布莱斯的身影。因为另一辆车被借出去了，贝尔福当天还需要送丈夫去上班，所以妈咪包是放在后排座而不是在平时她会看到的的副驾驶位置。因为和一个有麻烦的年轻亲戚打电话，然后和老板电话讨论工作，贝尔福开车中大部分时间都在紧张的通话，解决别人的问题。因为保姆换了新手机，里面只有贝尔福手机号码没有办公室的，所以当保姆打电话问为什么她没有送布莱斯过去的时候，电话在贝尔福的钱包里，没人听到。
每一片的小漏洞就这样重叠到了一起。
没办法为将孩子忘在车里的父母们画出一个通用的画像来，我们为这篇文章采访的13名家长中，有内向的，有外向的，有温柔的，有阴郁的，有坚强的也有脆弱到可怕的。上面这些描述都不符合林恩.贝尔福——一个37岁的预备役军人，曾经在战场服役，在儿子致死这件事上，她也战斗并坚强的挺住了。
她平静的说：“我不觉得我需要原谅自己，因为我不是故意那样做的。”
贝尔福身材高大，行动目的性很强，走路会有节奏的摇摆。她的下巴瘦弱但是说话强硬并且不加修饰。她有趣、喧闹、直白，是那种你马上喜欢她或者讨厌她的人。
是她提议去参加迈尔斯.哈里森的审判，也是她在休庭时走向哈里森，挤开人群，用胳膊绕过他的脖子把他拉近。她在他耳边大概低语了差不多1分钟。他的眼睛睁大了，然后靠在她肩膀上像孩子一样抽泣着。她告诉他自己的经历，她知道他是一个爱孩子的好父亲，他不应羞愧。
贝尔福在密西根州的中低收入家庭长大，她生活中有一个被告知是她父亲的男人，又有一个她曾经以为家里的朋友，但后来发现是她生父的男人。她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都离婚后又再婚。她的生活中充满酗酒、离婚和抚养权战争。于是她满18岁后就参军了。
她有一次在波黑，两次在伊拉克的服役经历，从事情报分析和工程管理的工作。她在那里学会了同时处理很多事情。她因为出色管理了4700万美元的项目而获得了铜星勋章。她结婚生子又离婚。当她遇到加勒特.贝尔福之后一个月，她就决定这个英俊的年轻人将会是她的丈夫了。18个月后他们结婚了。布莱斯是他们第一个孩子。之后靠人工授精，她和在伊拉克的加勒特有了第二个孩子布莱登，现在他们也在用同样的方法要第三个。
贝尔福暂停了今天的妇产科检查，而是开车前往军法学校，来向我们讲述她儿子的死亡经过——一直往前走，靠马路右边的位置是她当时送老公Jarrett下车的地方，当时她并不经常送他上班，因此她潜意识中做了一个确认标记：送人任务完成。然后她又指出保姆家所在的位置，当天她很明显打电话的时候开过了。或者是在和老板在讨论日程的重大变动，或者是在和她侄子在讨论如何还赌债。最后到了弗吉尼亚大学的军法办公室的停车场。她将车停在和那天同样的停车位里，布莱斯就是在这里死去的。
“基本就是这样了，除了旁边这两个车位当时是空的。”她说的同时，下车拿走车钥匙和妈咪包。
这是林恩.贝尔福那令人不安的故事。尤其是已经先入为主，认为作为这样的妈妈，她应该怎样面对之后的生活，你更会这样感觉。
比如说，你也许会设想她应该换一辆车。但这辆配着粉红色小铃铛方向盘套的黑色本田领航员，就是布莱斯死去的那辆。就在他死去的位置几英寸以外，贝尔福正在解开布莱登身上的安全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