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今年2月初，沈卫荣先生发给我他即将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讲座的稿子，关于明初永乐期间的“南京奇迹”。我阅读后无比激动，因为我当时正在写关于早期佛教在中国如何基于运用汉代百戏传统进行宗教宣传及其与中国、罗马、印度洋交流关系的论文，这是我关心的佛教在中国与娱乐关系的一个后世发展。因此，这次读《他乡甘露》中关于“演揲儿法”及“十六天舞魔”与“双修法”等问题的文章时，对我现在主要关心的古罗马剧院里的哑剧舞蹈与后世基督教兴起及埃及女神伊西丝崇拜问题更有进一步启发。特别是，随着对罗马、埃及地区考古的发掘，在罗马、印度洋贸易的港口贝利尼基（Berenike）伊西丝女神庙里发现的佛像，进一步说明，在罗马、印度洋贸易中，从印度传入罗马帝国的佛教是嵌入在当时罗马东部最重要的密仪——伊西丝女神崇拜中。而在文献史料中，关于罗马伊西丝女神崇拜与当时大众文化关系最重要的一部文献是二世纪后半叶的小说《金驴记》，讲述了一个沉迷于魔法与享乐的青年不小心变成了驴，在经历了各种世俗的感观世界体验——以最后在罗马剧院里观看哑剧舞蹈表演为高峰——遇到伊西丝女神，变回人形，成为伊西丝密仪祭司。我一直认为，这个经历和同时期公元二世纪犍陀罗地区呈现的古希腊酒神图像所包含的意味很像：世俗娱乐是走向佛教觉醒启蒙的一个阶段。从长时段的解读，就在《他乡甘露》收录的相关论文，尽管由于材料的陌生，我仍然无法完全玩味其具体论证的一些微妙之处，但读出来的仍然是其中包含的宗教与娱乐之间的张力。
当然，从研究目的角度，作者主要感兴趣的不是更大的宗教与娱乐和表演的问题，而是针对对藏传佛教一直以来的偏见与妖魔化想象的一种正本溯源的诠释与研究。尽管作者的着眼点更多在元朝时期藏传佛教开始在藏族外传播与发展情况下，汉族士大夫形成的偏见，根据书中提到的著名藏学家丹纳德·洛佩兹（Donald Lopez）《香格里拉的囚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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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isoners of Shangri-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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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西方对藏传佛教的初步形象形成于元朝中西交流大发展时期。众所周知，到了元朝，中国和欧洲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直接的交流。而藏传佛教形象在元朝遗产中的初步形成，是元朝时中西文化交流的一部分。因此，在正本溯源之后，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把负面形成本身作为一个话题进行研究。
也就是说，作者关于藏传佛教实践的研究指向两个重要的东西交流问题：一是在藏传佛教以前的公元初，东西方都可以看到的宗教实践中的表演与娱乐的融合，无论是罗马的伊西丝崇拜、犍陀罗，还是早期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二是藏传佛教作为研究元朝以降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视角。尽管这是我自己读出来的，作者在书里已经积极与古典学的一些方法进行对话。特别让我惊讶的是，在《欢喜佛与双修法》的开头，基于在柏林科学院访学的经历，作者介绍了美国著名古典学家与比较文学学者大卫·哈勃林（David Halperin）用自己在越南和法国酒吧的经历去解读亚里士多德的研究。这项研究在2016年以“性爱何为”为标题发表于北美批评理论最主要的期刊《批判性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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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ical Inqui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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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我在2021年与哈勃林有一些邮件交流，发现他思维非常开放，他向我推荐了一篇研究泰国韩舞翻跳与性别表演的人类学论文，导致作为九零后的我在作为五零后的他面前，更像一个保守的老年人，专门去查了下论文中的“翻跳”（cover dance）是什么。
哈勃林的研究可以说是北美古典学近十年走向激进化与开放化的先驱，这与目前国内建立古典学强调正统与经典的趋势背道而驰。他用酒吧经历去读亚里士多德，无疑会惹怒国内的古典学家，认为这是在亵渎“圣典”。因此，当哈勃林通过一位藏学家进入国内语境，无疑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这一方面无疑是基于对藏传佛教中涉及性别话题的兴趣，促使作者对一些前沿的性别研究有所关注。另一方面，当用酒吧经历去阅读西方思想史上仅次于柏拉图的“亚圣”亚里士多德，在常理上也是一种亵渎，而在文中，作者并没有表现出不满与不解。我认为答案在《酒、色、疯僧和活佛》一文中，该文对二十世纪两位现代藏族知识分子根敦群培与仲巴活佛的种种违背佛教戒律的行为进行了同情式理解的解读与介绍，将他们的经历放入封建寺院里面培养出来的僧侣与西方现代性相遇的维度下进行考察。对于根敦群培，沈卫荣先生认为这是其超前思想无法适应西藏的一种过激反映；而对于仲巴活佛，则认为这是一种在西方嬉皮士运动下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策略。
从纯学理的角度，这篇文章成为向国内学界介绍主流学者完全不熟悉的现代西藏思想史的一个窗口，呈现出作为宗教文明的西藏与现代性接轨下展现出的张力，也提醒我们，在书写现代中国思想史时将“中国”简化为现代汉族思想史，无疑是巨大的问题。比如，中国现代史学者费思言（Andrew Field）试图去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以穆时英为代表的上海鸳鸯蝴蝶派作家那里寻找中国现代文化中的现代性。根据作者介绍的根敦群培，鸳鸯蝴蝶派作家似乎显得有点浅薄。另外一方面，此文也展示了作为藏学家的作者拥有一般汉族学者不具备的知识结构。如果对于一位中国的西方古典学者，哈勃林研究显得过于怪异与超前而无法被理解的话。基于作者对现代藏族知识分子的了解及对藏传佛教被性别化的认识，反而更容易同情式地理解哈勃林的研究。因此，当下倡导的中西文明互鉴中的“中”绝非只是汉族，无疑需要包括其他民族。作者基于藏学家问题意识，去理解和接受哈勃林的研究，已经在不经意间实践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中西文明互鉴。在这个意义上，也展示了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体系下去激活藏族思想资源，中国思想和学术可能拥有的一种全新的潜力与能量，特别是可以弥补汉族思想史上一些不足的思想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