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教育，我们还很陌生

另一方面，当教会逐渐对文化有一种积极态度的时候，特别在君士坦丁大帝之后，教会高举自己，甚至成为一个文化帝国，要统管所有世俗领域，这又会引入其他危险。

普遍启示与人类恩赐

巴文克之所以会在他的神学著作中，加上这一篇论文，笔者认为这与他的启示观论述直接相关。当人们谈到“普遍启示”或“普遍恩典”时，有时狭义地只限定于上帝在自然界的创造。但是，在巴文克看来，“普遍启示”是上帝向所有人显明的一些关于他的事，包括：1、自然界的荣美和秩序；2、上帝在历史中护理的治理；3、人性和人良心的见证。在本文中，笔者想重点讨论的是第二点：上帝在历史的护理作为普遍启示，与古典教育的关系。

上帝在历史中对全人类的护理，包括赐下各种恩赐，定下人类的活动疆界。人类一切经济、社会、政治活动，都是上帝普遍启示的一部分。继而，一切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研究的问题，都与上帝的普遍启示有关。因为人类历史和人类知识的总和，都来源自上帝的意志和智慧。

创世记4章20-22节记载了人类文明的起源（雅八、犹八、士八该隐分别是农业畜牧业、音乐和金属冶炼业的创立人），这是一段论到普遍启示的重要经节。这些人不属于上帝拣选的敬虔后裔，但上帝仍创造了他们，让他们不仅生在世上，而且赐给他们突出的恩赐，以至于建立起一些让后人继承并受益的产业。塞特以后的敬虔后裔，是否不能采纳这些异教徒发明的畜牧和冶炼术呢？当然不是。

基督教信仰在任何时代，都无疑是逆流而上的。同时，在每个时代，上帝都呼召让基督教信仰的真理进入一种异教文化中。那么，真理与谬误的接触点在哪里？还是要不断回到上帝的普遍启示。在这一方面，护教学家范泰尔（Cornelius Van Till）可能会认为基督教信仰与其他宗教的前提不同，所以无法用同一逻辑对话，他与古代的特土良是同一思路。但是，以巴文克为代表的荷兰改革宗神学家们则取了不同的路径。

例如，教义学神学家巴文克的侄子、宣教学家J.H.巴文克，基于他在印尼十年宣教经历，对异教文化中的复杂心理，更富有同情心的分析。J.H.巴文克在爪哇宣教时，观察到当地文化中的民族主义思潮与福音的关系。这是一种历史洞见。当福音进入一种异族文化时，要知道，那个民族已经活在自己的一种历史观中。宣教士若基于对普遍启示的理解，不轻视异族文化，就能避免培养出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事工。因为对于教会来说，历史会塑造信徒的身份认同（个人的或群体的）。福音若深深在一个文化中扎根，会带出一种健康平衡的历史观；而历史也会成为福音的见证。基督的教会是在多样性中合一的。这种多样性体现在救赎历史中，福音进入并改变一些本是异质的文化。福音的文化外衣可以多姿多彩，但其核心仍可以是合一的。这就是上帝再次创造的奇妙。他所要带到永恒中的一群人类，必须是多样性合一的，这也符合从始至终的代表性原则。

需要强调的是，这意思并不是将普遍启示与特殊启示混为一谈，而是说，在某种程度上，救赎历史（特殊启示）是嵌入到人类普遍历史进程中（普遍启示）的。例如，特殊启示是完全来自于人外在的真理，与普遍启示的运作方式不同的是，它改变了听的人（即被圣灵重生），将这人一切敌对上帝的引擎都关闭，他就能再次听到上帝的声音。若没有福音和圣灵，而只有普遍启示，我们就只会自然堕入“压制”和“交换”的链条中，如保罗所说的，我们的罪是“无可推诿”的。但若没有普遍启示，特殊启示就失去了一个宏大的依托，这个依托是以上帝的属性和护理为源头的。

古典教育在

上帝的护理中建立

巴文克在这篇论文中特别谈到拉丁文的兴衰，实际上也是上帝护理的一个过程。

公元四世纪之后，修道主义继承了基督教学术的这一传统：图书馆和专业学者在公元540年出现在卡西奥多罗斯（Cassiodorous）建立的一所修道院中；波爱修斯（Boethius）借着翻译和注释，让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为西方所知，奠定了中世纪基督教学术的基础；一些修辞学学校（Rhetorical schools）出现，专注于艺术形式和风格的精英教育，让当时很多君王都以拉丁文咏诗为风尚，皇族女性以学识为高贵。这些学术研究后来受到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的重视和保护，他为了将基督教信仰高举，要培养一批有学识的神职人员，所以在皇室建立起一个学院，让阿尔昆（Alcun）来负责。这所皇家学院建立起预备人进入神学学习的“七艺”。这一传统在九世纪到十一世纪衰落，但在十二世纪，因经院主义的出现，而再次得到复兴。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