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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学生怕考试，但学生也最关心考试结果。王春瑜非常了解学生的心态，下堂课一开始他就说明标点虽属小道，但不宜轻忽，有时一个符号的上下，关乎重大的文义理解。而且标点犹如打扫院庭落叶，须常扫才能常新。所以即使如顾颉刚这样的大学者，也须集思广益、反复推敲，也还做不到臻于完美。他的话分明是在敲打我们，使我们心生警惕，我们的测试离他想象中的成绩还有不小的差距呢。接着他又朗读这段原文并作讲示。原来这是《史记·庄周列传》的一段。最难处在其中有句不知所涉书名应如何读。整个年级中只有十名同学标对了，王春瑜报了这十位答对者的名字，使他们脸上有光。
按《历史文献》的大纲，《诗经》上完后应教《尚书》，但王春瑜宣布，他将上“文史工具书使用法”的课，这个内容上完将使他有个告一段落的交代。开始我们听了有些不明所以。后来才知道，他的编制仍在上海师院。“文革”中上海五校合并，共称上海师范大学。现在五校“分家”，各自自立门户，他被“社来社去”，即回归上海师院，也只能服从，于是我们便换了个历史文选学科的老师。
1978年的11月，筹备了多时的中国农民战争史研讨会在华东师大历史系开幕。报名参加会议的高校教师、科研人员达一百二十多名，远远超出华师大接待方的想象。于是只能安排入住学生宿舍，并在河西学生食堂就餐。住宿条件很简陋，一些年过半百的老讲师还得在学生宿舍里爬上铺睡觉，这种狼狈样子，“令人一想到就觉得心内很不安的”
（谢天佑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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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衣食住行的条件简慢并没有减弱学者们的研讨热情，以进入议程第一天的讨论为例，因为赵俪生门下的师兄弟孙祚民、孙达人争辩得不可开交，不得不由旁人“劝架”解围方休。他们的争论主要集中于怎样理解农民阶级只反贪官而不反皇帝的王权主义主张，以及有无让步政策，应该如何评价它的历史作用。时至今日的2018年以后，四十年倏忽过去了，许多问题，时代已提供了答案。
农战史会议高潮迭出，两孙（孙祚民、孙达人）的纷争余音未息，当天下午又进入明末农民战争的二王之争。1978年时，姚雪垠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仅在1963年出版过第一卷，影响远不如八十年代中期成为街头里巷人手一册的普及读物那么巨大。不过明末李自成、张献忠等为首的流动的农民战争毕竟动摇了大明王朝的根基，以至于清初史学家王鸿绪有“明之亡也亡于流寇，致亡之道不在流寇也”的感慨。被会议中心组选定作专题发言的一王是华东师大的王家范，他用了一年多时间遍读《怀陵流寇终始录》等记述明代农民战争的史籍，爬梳分析，写出了高质量的论文，“有所突破”。而另一王即王春瑜，他则从不为人所重的野史笔乘入手，发现了兵临北京之际，李自成大军仍与苟延残喘的崇祯帝在私下洽谈，力求不战而屈人之兵，唾手坐收北京之利。虽然这只是一面之词的一家之言，如果在十年前，他的这些言论或会因此被批个要死，现在终于可以放言无忌了。二王的发言有不同的反应，正是百家争鸣，各展雄长。上海的《文汇报》还专门发表了述评，介绍二孙、二王的争论。
王春瑜好发新论，以尖刻辛辣著称，颇有鲁迅杂文遗风，他也颇以此而自得。于是有人不无醋意地批评说：“王春瑜就是会写那些不登大雅之堂的小文章。”王春瑜闻言后也不生气，冷冷地回敬了一句：“连小文章都写不好的人还谈得上什么大学问、大构思么？”约在1984年，王春瑜奉调赴京进入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明史研究室。就在那年，他写于二十年前的研究生毕业论文《顾炎武北上抗清说考辨》在《中国史研究》上发表了。厚积薄发，二十年磨一剑，终于使贬他尽发“小文章”者哑口无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