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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所看到的“教授治校”的基本架构。
《中国科学报》：您所经历的“教授治校”在日常的教学中又是怎样体现的？
童明：
举个例子。我所在的英语系，全部课程都是由教授集体根据教学需要和各个教授的特长设置的。我说的是专业课，专业课分必修和选修两部分。美国大学课程又分通识课、专业课两部分。设置跨学科的通识课，学校有专门的委员会，将通识课分为各个板块，由各院系提出自己的课程方案，经过专门的校级委员会讨论、批准。专业课由各系的系务会确定，但每门课程都要经过院校两级的审核批准。如果一门课两三年既没人教，也没人选，会被取消。可以随时提出提案设置新课程，但要走上面的过程。
讲授同一门课程，两个教授上课的内容可能会有一部分重合，但也有很多的不同。授课教授根据自己的专业以及对这门课框架的理解来选材并写出课程表。教授的英文为“professor”，动词to profess 不仅仅是讲课，而是讲授形成自己哲学观点和立场的课，对正教授、资深教授更是如此。所以，这个词就有了学术自由和学术发展的涵义；学生选教授也有他们参与某种价值取向的意味。教授在课堂有学术自主权。教授有选择传授哪些知识的权利，学生也有选择哪位教授的权利，是一种相对自然的选择。
《中国科学报》：教授治校在国内高校开展得不甚理想。您认为问题出在哪里？
童明：
如果讲教授治校而不明白这个传统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有可能误入歧途。现在国内的“话语权”大行其道，那是权力的权，不是权利的权。在民主不充分的前提下，某些人的“话语权”大于其他人，而且大很多。这样一来，所谓的教授治校就可能变成几个专家甚至学阀的治校。资深教授治校的作用固然不能忽略，但教授治校更是一个结构问题，是校长团队和教授团队之间配合，形成民主自由的大学教育和科研。
还有一点不容忽视，教授治校的传统已经被搁置了几十年，要恢复起来并不那么容易。要承认大学教育是自由精神的体现，承认学术的规律和由此形成的学术共同体，才能让教授真正作为主体，解决课程、科研、学科建设等问题；让行政团体成为大学的助力，而不是阻力，这些还需要我们不懈的努力。建设一流大学，靠“放卫星”的方式是做不到的。
《中国科学报》：在您看来，恢复教授治校的关键是什么？
童明：
中国的大学也曾有过辉煌，有过真正意义上的教授治校。那时候，学生和教授对资深学者的尊重是自然形成的，看重的是一个人的思想、成就和社会影响，而不是权力赋予的头衔。权力应该是公权。如果不讲思想的自由，不讲民主，权力就会私相授受，就会腐败。然而，我们现在更多依靠的是上意，由权力决定谁是或谁不是专家，这就难以服人。
教授治校的前提是民主。招聘某一名教师、设定某一门课程、学术上出现的争论，首先要从系务会的讨论开始。系务会的运作不是体悟上意，而是了解大家的共识和分歧，形成政策须通过投票来决定，并不是一两个教授说了算。正如我前面所说，没有权利为基础的权力，“话语权”越大，越是背离大学的基本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