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彦楚大中五年时为右街崇先寺内讲论兼应制大德，十年升任内供奉讲论兼应制引驾大德。咸通十一年时，任右街僧录。
从辩章、彦楚后来的地位看，大中五年与悟真唱和的这些诗僧，都不是等闲之辈。可以想象，当号称“小太宗”的宣宗大力恢复佛法之际，自建中、贞元时失陷于吐蕃的河西之地，忽然有沙州僧悟真充使来朝，奉献失地，这是何等高兴的事啊！这对宣宗推行的政策，也无形中给予了肯定，无怪乎京师两街大德对这位素不相识的沙州僧人格外热情。辩章在诗集前的《赞奖词》中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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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家德被遐荒，道高尧舜。万方归服，四海来王。咸歌有道之君，共乐无为之化。瓜沙僧悟真，生自西蕃，来趋上国。诏入丹禁，面奉龙颜。谒忠恳之诚，申人臣之礼。圣主念以聪慧，贤臣赏以精持。诏许两街巡礼诸寺，因兹诘问佛法因由：大国戎州，是同是异。
从这段开场白中不难看出，唐朝虽然对悟真的到来表示欢迎，且给予很高规格的接待，但对于敦煌（戎州）佛法的来历及其与唐朝（大国）的异同，尚不了解。因为唐朝君臣此时仍然对西戎吐蕃抱有戒心，当然会对从戎州来的这位僧人有很多疑虑。大概经过一番接触，彦楚的诗已经多少回答了一些疑问：
乡邑虽然异，衔恩万国同。
远朝来凤阙，归顺贺宸聪。
昌暑闻莺啭，看花落晚红。
辩清能击论，学富早成功。
大教从西得，敷衍愿向东。
今朝承圣旨，起坐沐春风。
这首诗巧妙地说明了敦煌与唐朝现在的关系，“大教从西得，敷衍愿向东”，则一方面说出敦煌佛教的来历，一方面希望敦煌佛教对唐朝复兴佛法有所帮助。建初的诗题作“感圣皇之化，有敦煌法师悟真上人持疏来献，因成四韵”，其中云：“鼓舞千年圣，车书万里同。褐衣持献疏，不战四夷空。”这里的疏，很可能悟真带来的敦煌保存的某种佛经注疏。
如果说悟真入朝只是探路的话，那么咸通年间张议潮送经疏给唐朝廷，则无疑是对唐朝复兴佛法的真正贡献。
《宋高僧传》卷六《唐京师西明寺乘恩传》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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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乘恩，不知何许人也。肇从志学，知遍寻师。凡厕黉堂，必穷义路。常训门人曰：“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仁智稍成，是殊名同实。趋菩萨地，若下坂之走丸耳。”恩乐人为学，不忘讲导。及天宝末，关中版荡，因避地姑藏。旅泊之间，嗟彼密迩羌虏之封，极尚经论之学。恩化其内众，勉其成功。深染华风，悉登义府。自是重撰《百法论疏》并《钞》，行于西土。其《疏》祖慈恩而宗潞府，大抵同而少闻异。终后弟子传布。迨咸通四年三月中，西凉僧法信精研此道，禀本道节度使张义朝表进恩之著述。敕令两街三学大德等详定，实堪行用。敕依，其僧赐紫衣，充本道大德焉。
乘恩原是长安西明寺僧人，天宝末年，因避安史之乱，旅行至河西武威，在那里讲学。他的《百法论疏》“祖慈恩而宗潞府”，“慈恩”和“潞府”指长安大慈恩寺的窥基和义忠师徒二人，他们是玄奘创立的唯识宗的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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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恩的著作既然与长安两位大师的义旨“大抵同而少闻异”，因此很快受到咸通朝两街三学大德们的肯定，奉敕行用。同时我们不应忘记，此时的两街大德应当是以辩章、彦楚为首的，他们曾接待过悟真，现在当然会以同样的态度接待同是张议潮派来的西凉僧法信。
张议潮不止一次把河西地区保存的佛经论疏送到京城。《旧唐书》卷一九上《懿宗纪》记载：
咸通七年七月，沙州节度使张义潮进甘峻山青骹鹰四联、延庆节马二匹、吐蕃女子二人。僧昙延进《大乘百法门明论》等。
《册府元龟》卷一六九《帝王部·纳贡献门》记载略同，唯所进书名为《明门论》，可正《旧唐书》传写之误。《大乘百法明门论》是玄奘翻译的一部小论书，为唯识宗的根本经典之一。
此时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部下的僧人把此书送到京城，或许是因为京城各寺欠少此经抄本，这在会昌灭法后是不足为奇的。但昙延所进奉的书籍不止《明门论》，惜未得其详。然而，我们知道敦煌吐蕃统治初期的高僧昙旷，就是唯识学大师。他也出身于长安西明寺，著有《大乘百法明门论开宗义记》和《大乘百法明门论开宗义决》，两书现存敦煌写本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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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难想象，昙延会把这两种书和《明门论》一起送到京师。
大中五年张议潮遣使献地，表示归顺，这对于唐朝来讲当然是件好事。但是，随着张议潮势力的一步步扩张，特别是在咸通二年率军收复河西重镇凉州后，显然对唐朝形成了某种威胁。因此，咸通四年唐朝设凉州节度使，力图从归义军手中分得部分军事重地。但此时张议潮已经牢牢掌握了凉州乃至陇右某些州郡的控制权，唐朝没有占到任何好处。所以，咸通八年，唐朝把张议潮召到长安，优养起来，河西军务，由议潮侄淮深继管[12]。咸通十三年八月，张议潮卒于长安，未及见到法门寺真身入京的那一幕。
政治上的明争暗斗并不影响文化上的交往，上节所述沙州使者两送经本入朝即是例证。
此后，敦煌、长安两地佛教界的交往也没有断绝。
P.4660
悟真《入京进论大德兼管内都僧政赐紫沙门故曹僧政邈真赞》说到这位沙州僧政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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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百法》、《净名》俱彻。敷演流通，倾城怿悦。后辈疑情，赖承斩决。入京进德，明庭校劣。敕赐紫衣，所思皆穴。旋归本群（郡），誓传讲说。年期八十，示同殒灭。中和三年岁次癸卯（
883
）五月一日，听法门徒敦煌释门法师恒〔安书〕。
据考，这位曹僧政名法镜，是归义军初期敦煌高僧法成的弟子，在法成于大中十三年末或十四年初去世后，他继续法成的讲筵，宣讲道液的《净名经关中疏》及《释批》、《唯摩经疏》、《百法明门论》等，直到去世前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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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法镜的入京，仍有“进论”的任务，经过“明庭校劣”，使“所思皆穴”，与此前的使僧相比，似乎获得的比进奉的要多的多。
总之，由于吐蕃统治者极力崇佛，敦煌佛教在吐蕃统治时期（
786-848
年）得到迅猛地发展，与长安等中原地区的佛教相比，敦煌躲过了会昌毁佛的打击，佛教经论著作大量保存下来。当宣宗、懿宗重兴佛法时，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主动把河西地区传存的论疏送到京城，无疑是对唐朝复兴佛法运动的强有力支持。
另外，从大中五年悟真入朝开始，敦煌和长安两地的教团之间，建立了较高层次的交往。悟真入朝时与之唱合的主要大德，如辩章、彦楚，一定也参与了咸通四年接待法信的活动。而此时的京师两街三学大德，应当还有“两任其首”的灵晏的部分弟子。虽然法进入朝时所见的大德名单没有保存下来，但上举《灵晏墓志》所列入内弟子从建、文会，也是咸通十五年护送法门寺真身的佛门大师之一，从他们前后的地位不难看出，灵晏的某些弟子应当在咸通初年就已活跃在京城佛教界。这些与敦煌使者频繁交往而后来成为护送法门寺真身的大德沙门，是大中、咸通年间复兴佛法的主角。沙州归义军通过政府和佛教教团两个渠道，为唐朝京师佛教的重建，贡献了力量。
会昌毁佛后，经过宣宗、懿宗和大德高僧们的努力，长安及各地佛教都有不同程度地恢复。咸通十三年三月二十二日，懿宗诏命供奉官李奉建、高品彭延鲁、库家齐询敬、承旨万鲁文，与左右街僧录清澜、彦楚、首座僧澈、惟应、大师重谦、云颢、慧晖等，同严香火，往法门寺迎请佛指舍利真身，至长安宫内供养。七月，懿宗崩，僖宗即位。十二月，命僧俗官员护送真身回法门寺，僧官中增加了大师清简、可孚、怀敬、从建、文楚、文会、大德令真、志柔等。翌年正月四日，将真身舍利及皇家颁赐的金银器、钱币、丝绸等珍品埋入真身塔下地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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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通十四年的迎奉佛骨，是从宣宗到懿宗唐朝复兴佛法运动的最高潮。就在把佛舍利埋入地宫的第二年，爆发了震撼唐王朝的黄巢领导的农民大起义，唐朝从此一蹶不振，最终走向灭亡。在战乱纷仍的晚唐时期，唐朝皇帝再没有迎请过真身，归义军的使者虽然仍不时来到京城，但佛教文化方面的交往越来越少。光启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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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月间，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派遣的求受旌节使曾到凤翔僖宗驾前，但此时僖宗正避朱玫之乱，逃到凤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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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双方也根本不会想到法门寺的佛骨真身。
自咸通十五年以后，法门寺的佛骨一直沉睡地宫。但是，咸通末年推向高潮的法门寺真身舍利信仰，却不会很快沉寂下去。因为这种信仰更多地具有民间信仰的性质，所以在传世的文献材料中很难看到相关的记载，而更多地反映大众思想的敦煌文献，虽然距离遥远，却有珍贵的遗存。
敦煌写本
P.3445
《讚法门寺真身五十韵》是法门寺真身信仰的最直接证据。现据诸家录文，择善而从，转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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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法门寺真身五十韵一首
瞻礼喜成悲，伤着（嗟）不遇师。
旷（圹）因修曩劫，火寂掩俱尼（尸）。
神光分皎皎，雁塔起巍巍。
弘愿无偏傥，从后请不疑。
人天重敬礼，神鬼悉交驰。
入海人难睹，腾波世莫窥。
供僧添圣福，称象等毫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