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现代文学喜欢写男人的屈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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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篇《为奴隶的母亲》，作者柔石。柔石是“左联五烈士”，鲁迅专门写文章纪念他。他最有名的小说是《早春二月》和《为奴隶的母亲》。《为奴隶的母亲》讲有钱人的妻子生不了孩子，这穷人家就把妻子借给有钱人家的男人，帮他生孩子。可这小说是从这穷人家丈夫的角度来讲的。他把妻子送到别人家做代母，生了小孩后，这个女人不舍得离开了，因为这家人对她很好，她也贪恋富家的生活。她回家后，夫妻关系也不好，丈夫气得要命。

再如“左联”作家蒋牧良的《夜工》，写一个女人瞒着丈夫，晚上出去“打工”。打什么“工”？就是打这份“工”，但丈夫不知道。她要维持家用，说是“夜工”。还有罗淑的《生人妻》，也是这一类的故事。

这类作品，简单说，都是写女人被迫卖淫， 但小说的角度既不是写这女人，也不是写嫖客，而是写这女人的丈夫 ，他怎么知道、怎么忍受、怎么看待这件事。总而言之，怎么难过怎么写。因为在整个关系里，最难过的就是他。

当代作家曹乃谦（曹乃谦是山西的一个警察，当代的一位作家。他和马悦然关系很好，有一度人们猜他有可能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到黑夜想你没办法》也是这样。小说写一个男人欠了另一个男人钱，还不出来，只好每个月把妻子送给债主几天。临走，妻子上了驴子，他还特别跟那个男人交代，说女人这两天身体不好，另一个男人说，你放心吧，我会照顾她。“中国人要讲信用”，这丈夫还说了这样一句话，就这么把妻子送去。 小说写得非常精练，从头到尾没有感情的流露，好像这件事情天经地义。 （长久以来，中国人总觉得自己民族被外国人欺负。 文学承担“民族—国家”寓言。 但是，欺负吾邦像欺负女人一样，这个比喻最早是外国人提出来的。20世纪80年代在港大开会时，北大教授谢冕曾说，中国经过了长时间的封闭，现在终于张开臂膀，拥抱世界。当时学者周蕾也在场，她说，谢教授的比喻非常光明，把我们比作一个被抛弃的孤儿，现在回到世界大家庭 ； 可是，西方的看法不是这样的，他们把中国比作女人，把西方比作男人，是用性关系来想象这个欺负的关系的 。这是两套完全不同的意象与想象及符号系统。当时听了，我非常震惊，觉得两个都有道理。）

《菊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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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现代文学中的屈辱感

从《丈夫》讲起的中国现代文学执着于写屈辱感，仅仅是大陆吗？不是。台湾乡土派作家王祯和的《嫁妆一牛车》，讲一个男人很向往一辆牛车，但是买不起，只好借别人的车。车的主人就向他提出一个交易，说可以随便用车，条件是你的妻子要定期到我这里来。最后，他们达成了这协议。整篇小说写这件事。

黄春明的《莎哟娜拉·再见》更典型。讲一个台湾的小学老师，后来当了旅行社的导游，专门带日本的游客到花莲嫖妓。这个旅行团叫“千人斩俱乐部”，是一批参加过“二战”的日本老兵，俱乐部的宗旨是，要睡一千个女人，绝不重复。这当然只能靠性产业来实现，所以他们长期去台湾。曾经有一度台湾是“邦富民娼”，色情业非常发达，因为日本当时禁止性产业。结果，到了旅游点，导游发现出来接待“千人斩俱乐部”的这些女孩子，都是他以前的学生。导游也没办法，也不能对客人说不可以，因为女孩子都是自愿拿钱做事的。后来，他碰到一个崇拜日本的台湾人，就把那人乱骂一通。可又有什么用呢？他自己还不是在做这样的事？ 作家有时候真是把人逼到道德绝境上去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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