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假使赫胥黎和孟德斯鸠晚死几年，学会了中文，看看他原书的译文，定要在法庭起诉，不然，也要登报辩明。
这都因为严先生不曾对于作者负责任。他只对于自己负责任。他只对于自己的声名地位负责任
。他要求名，然后译书，只要他求名的目的达到了，牺牲了原作者也没不可以。我并不是说译书定不为求名，这是不近人情的说话。但是断断乎不可牺牲了作者，求自己的声名。这是道德上所不许。况且这手段并不能达到求名的目的。严先生当年牺牲了孟德斯鸠赫胥黎，居然享了大名，则也是当时则然，现在却办不到。
当年读英文法文的很少，任他
“
达旨
”
去罢，谁肯寻根追求。现在读外国文的多了，随时可以发现毛病。马君武先生把托尔斯泰的《复活》删改了许多，我的同学汪君罗君一找就找到。林琴南把
Ivanhoe
书中的一个
“
离去
”
翻成
“
死去
”
，我五六年前读这本书时看到，便大笑了一番。又如某君要从英文的译本中翻译一本法文原著，我的一位同学，早预备着等他出版以后，照法文的原文，英文的译本，仔细考较一回。所以在现在情形之下，翻译者虽欲不对于作者负责任而不能。但是这责任也还不是容易负的呢。要想不做罪人，须得和原书有六七分相同；这六七分的事业，已是极难了。
译书的第一难事，是顾全原文中含蓄的意思
，作书人说一句话，并不仅是一句话，话里头还包含许多层意思。这样情形，书越好的越多。若是仅仅译了原书的字面便登时全无灵气。因而外国有法定的翻译权，不许人不经作者许可便译。这不仅是保护作者的利益，并且保护原书的身分。中国人不入这同盟，不受这法律的限制，应当利用这个机会多多翻译，实不应当利用这个机会坏坏翻译。
昨天《国民公报》上有张东荪先生的一通信，约我翻译詹姆斯教授的《实际主义》。我原来有翻译这书的愿心，我原来有研究实际主义的计划；我现在虽然还有点译不好，也不妨慢慢研究，慢慢的译。后来一想，这意思不然了。想翻译这本《实际主义》，必须对于实际主义有把握；想对于实际主义有把握，必须先研究造成实际主义的实际方法论
——
就是实际逻辑；想研究实际逻辑，必须先研究机能行为两派的心理学。还不止此，想知道实际主义的，是不可不知康德以后各派哲学的得失；想知道实际主义的效用，不可不知实际主义的伦理学
——
人生哲学。如此说来，一事牵动百事。若不要做詹姆斯的罪人，还只得按部就班的研究。这是对于作者负责任。况且没头没尾，突然有一部《实际主义》发现，对于国人也没大利益。实际主义不是詹姆斯在波士顿罗威研究所讲台上创造的，也不是失勒在人性主义学里创造的，也不是杜威在逻辑理论上创造的，也还不是皮耳士在《普及科学月刊》上创造的；西洋思想界进化到现在，经那样的历史，受现代时势的支配，自然而然有这主义产生。和这主义相近的柏格森，同时出发，可见这主义是在现代生活之下，必生的结果；不懂现代的生活，便无从领略这主义。不懂得西洋思想界的历史，也无从领略这主义。就以詹姆斯的《实际主义》而论，有的地方论历史，有的地方论现在的别派。我们若没有一个概括观，并不能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所以在翻译这本书以前，应当有（一）一部可信的西洋思想史或哲学史，（二）一部可信的西洋近代思想通论，（三）一部可信的《实际主义》概论。有这三部书预先出世，翻译出这《实际主义》，才有人看，才看懂得，才有利益。不然，只可供游谈家的割裂，新学究的附会。总而言之，只给人当护符的材料
——
实际主义仍然是实际主义，中国人仍然是中国人。这都是为读者的地位着想，这种心理便是对于读者负责任。为这缘故，不可不注意以下四项：
（
1
）翻译一部书以前，先问这本书是否本身有价值，是否在同类之中算最好的。
（
2
）翻译一部书以前，先问这本书是否到了翻译的地步了，是否还有应当较先翻译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