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邱立波：
刚刚军锋提到的细节很有趣，有趣处在于基辛格事实上指出了一个现象“这个世界不再有趣了”。
对外交史稍感兴趣的人都知道，外交其实是一门艺术。在那个时代，欧洲所有政治和艺术都出自沙龙，那时候的外交家并非一个专业，而是一种生活。很多后世被认为是外交家的人，其实同时也是艺术家、文学家、物理学家或历史学家。外交其实是在平衡的主调下，在某种总体氛围下被讨论、被操作的。很多外交上的决定可能不科学不全面，但有趣。趣味和风雅，一度曾是某群外交家们的追求。什么叫世界有趣，就是政治家可以负责任做出有远见的政治决策；什么叫世界变的没有趣，就是外交官僚化、日常化、机械化，甚至规律化，就是日常讨论或街谈巷议决定国家的外交事务。外交不再是一件作品，倒更像是机器运作的结果。无人负责，据说也不需要谁来负责，据说抽象的人民会自然地走出适合的道路。世界似乎更规整了，但也似乎更冷淡了，这样的世界变得更好吗？基辛格的回答恰恰不是，他似乎认为，有时候需要改变机器的运作，需要出现一位可以做出重大决断的人物。这个问题跟政体无关，毋宁说在民主体制下同样严重。民主同样会变质，会堕落，会庸俗化。民主并没有取消政治家的存在。
任军锋：
基辛格在肯定“美国式民主”的同时，他也对这一体制面临的内在困境提出了批评，诸如外交政策的制定往往需要核心部门的明晰判断和当机立断，媒体和舆论的热情和过度介入往往使情况越来越糟。民主制度不是让领导人畏首畏尾、裹足不前，而是要给予领导人发挥自己判断力并对后果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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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969年9月12日举行会议讨论越南问题，左起第一位为基辛格
他在讲到越南战争时提到，美国需要“体面地退出”，但退出绝对不是街头抗议者宣称的直接撤军就了了，几十万阵亡者的家属怎么交代？美国撤军后南越政权如何支撑？匆匆撤军对美国作为大国的未来政治地位会带来怎样的消极影响？基辛格与抗议大学生有多次接触和对话，他发现美国新一代青年人陷入了虚无主义的怪圈，他们对一切主流价值充满怀疑甚至敌视，凡是政府支持的他们都反对，他们无法容忍社会的缺陷，言辞极端，行为过激。基辛格不无忧伤地发现，美国社会出现了空前的精神分裂和难以治愈的创伤，对年轻人的教育已经偏离轨道。我们知道美国60年代出现的左翼运动、反正统文化运动，整个社会走向解体，代际之间裂痕日益加剧。
英国“脱欧”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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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新：
今天的年轻人，在媒体上，越极端声音越可以得到迎合。我刚从英国回来，英国脱欧之前有人问过我，英国脱欧能成功吗？我说，只要公投必然成功。没有想到后来卡梅伦真是这么做的，确实脱欧成功。
邱立波：
政治正确无法一笔抹杀，但它会衍生出来什么东西、它的实际运作的结果是什么，基辛格这本书给了读者生动活泼的材料。
基辛格笔下的美国年轻人代际意识颇为强烈，这些人都出入哈佛和斯坦福之类的名校，同时也都家道殷实。他们年轻有活力，重塑着当时的校园文化，他们基于直觉，当然有走上街道的权利。基辛格对于他们的措词非常谨慎和小心，“我完全理解他们，让他们无条件的接受父亲们留下来的世界，是不公道的。但他们事实上应该考虑到，其实在思考重大的世界问题的时候，在情感性的表面现象之外，其实有另外的东西”。民主政治在决策上有很多问题，刚刚骆新老师说到脱欧，其实也有这样的问题。
任军锋：
“民主”这一概念已经相当臃肿，我们甚至无法用它来讨论任何问题，因为其中牵涉到太多情感上的意气之争，而且争论者往往并不考虑现实的体制究竟是怎么运转的。
在我看来，无论是所谓民主政体还是非民主政体，都有其长处和短处，一种体制的长处发挥越多，那么它的短处也就暴露越多，而且在不同的时期由于新的主客观因素的介入，同一体制的表现也会发生很大变异。所以，我们不妨换一种更加现实的眼光看问题。无论是什么样的制度，其核心无非是如何处理统治者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即民意、民众诉求应该对一般政府决策产生怎样的影响，影响到什么程度，以及通过怎样的途径。
在这个世界上，人们几乎找不到一个完全不顾民意、不顾民众诉求一意孤行，统治者可以为所欲为的政府。什么议题应当让民众参与？统治者在什么议题上应该有独立决断空间？这其实是一个相当微妙的政治实践问题，也是现代政治学理论中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任何体制都要面临这样的困境：即多了也不行，少了也不行，如何找到一个适当的平衡点，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美国的体制是这样，中国现有体制也是这样，其中的基本原理应该说是一致的。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应该能够摆脱传统的观念式的、甚至意识形态化的争论，这恰恰是基辛格通过这部书力图教会我们的，即，尽可能用冷静、开明、理性的眼光来观察任何政体和制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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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战略磋商。左起第二位为基辛格，第三位为尼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