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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拔苗助长：国内的首次尝试
我国最早于1986年引进CD，也是作为利率市场化的尝试。与美国类似，我国市场中也有利率市场化需求，主要原因是当时通胀高企，居民们不再满足于固定的存款利率。但事实证明，由于其他条件尚未充分具备，这次利率市场化尝试可能是一次拔苗助长。
我国首张CD是1986年由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发行，1987年中国银行、工商银行也开始发行CD。利率较同期存款有一定上浮，因而受到欢迎，开始出现一些存款搬家的现象。由于各家银行发行标准不一，市场一度出现一些混乱。
为全面规范银行CD业务，1989年5月，央行颁布了《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管理办法》，对CD的发行、转让、存取等业务进行了规范，并设定了利率上限，即对基准利率上浮10%。因为有利率优势，CD受到欢迎，银行业开始出现高息揽储大战，当时无CD发行资格的农信社、城信社、邮政储蓄为留住存款，开始想方设法变相提高储蓄利率。为此，1990年央行调整了CD利率上限，对公CD利率上浮被取消，个人CD利率仅能上浮5%，CD利率优势减弱。1996年，央行修订了《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市场。
但随后，马上出现一些问题，包括：
（1）流通不畅。
央行规定CD可由经营证券交易业务的金融机构办理转让业务。但当时证券经营机构并不普及，很多中小城市根本没有这样的机构，可转让成为一句空话。
（2）利率环境不成熟。
当时还不存在一个深入人心的所谓“市场利率”，利率市场化进程也尚未启动，谁也说不清CD发在什么利率是合适的。央行固定一个利率，无非是程度轻一点的利率管制而已，仍然不改利率管制的本质。CD除了作为高息揽储手段之外，对利率市场化其实并无实质性推进意义。
（3）业务管理上有严重漏洞。
整个银行业务系统并不成熟，无法应对这种“类证券”业务，给违法犯罪留出空间。比如，CD既可转让又可挂失，有不法分子就先转让（转让后银行并不知情），后挂失，取回资金。此外，伪造、盗开等犯罪活动也时有发生。
1997年，央行暂停了我国银行业CD业务，我国首次CD尝试以失败告终。我们认为，这次试点远在利率市场化进程启动之前，与利率市场化关系不大，更大意义是在于为保持储蓄而补贴利息。而且，由于证券转让、利率环境、银行业务管理与监管等条件并不具备，因此CD业务一度出现混乱，最后以失败告终。
1.3.再次启动：以同业存单为主
我国一般将1993年视为利率市场化进程正式启动，即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逐步放开利率管制提出设想。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推进、金融基础设施完善，CD业务重新被提上日程。
2010年10月，中国银行业协会大额存单业务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央行、银监会、国家开发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汇丰银行等17家机构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外资银行代表介绍了海外CD业务的经验。中银协领导还在博客上发布了他在会上的讲话，对CD业务充满了憧憬。当时的新闻通稿是这么写的，基本上把CD的主要功能点到了：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目前重启大额存单业务时机已经成熟，其将增加银行主动负债的金融工具，拓宽银行的资金来源，增加市场投资品种，丰富风险控制的手段。同时，也是实现利率市场化的重要一步，将推动货币市场向纵深发展。
而且，前一次试点时面临的诸多问题，如今均已很好解决。
2013年12月，央行颁布了《同业存单管理暂行办法》，CD业务率先在银行同业市场启动。
起初，发行人范围为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成员单位，以大中型银行为主，因信誉卓著，他们的同业CD发行利率较低，发行意愿也不强烈（因自身资金较为充裕），因此起初同业CD市场不温不火。2015-2016年，发行人范围不断扩大，最终总数超过1500多家。这也意味着，我国大部分银行均已获准发行同业CD。规模扩张意愿较为强烈的中小微银行发行意愿较强，且利率较高，因此同业CD总量开始快速增长。
2015年6月，央行颁布《大额存单管理暂行办法》，允许银行面向企业、个人发行CD。至此，同业CD、普通CD业务在我国全面展开。
整体而言，第二次CD试点率先在银行同业市场启动，且各种制度、基建环境成熟，因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是，因其近期增长过快（尤其是中小银行同业CD增长过过快），依然带来了一些争议，有些评论认为同业CD是导致资金空转的罪魁祸首。我们接下来深入剖析同业CD过快增长背后的制度根源，以后监管整治之后的市场演变路径。
2.总量井喷：争议背后的监管整治
2.1.套利长链：总量井喷的根源
截止2017年3月10日，我国银行业共发行同业CD余额7.5万亿元。从近几年趋势来看，确实是处于暴发性增长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