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理论》
我提出的“艺术乡建”,首先要肯定乡村价值,肯定乡村文明在中国历史中的重要性和独特性。
中国的乡村在今天尤为重要,虽然面临全球化的问题,但它和西方的乡村不一样,西方的现代文明是城市的文明,是古希腊时期地中海工商文明的现代延续,即使全球化导致有些乡村凋敝,其文明的本源还在城市。而中国的文明是在乡村,如果乡村被破坏了、消失了,那这个国家的文明也就消失了。所以,乡村问题不是简单的乡村问题,而是城市问题。我们近代100年来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传统文明如何面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而当前所讨论的全是如何应对这件事。这件事如果不解决,完全按照经济的方式治理乡村,有些还将西方所谓的民主概念引入乡村治理,这些全是现代化的逻辑,并没有真正触动这个民族、乡村的真正问题。
《艺术市场》:与前辈们相比,今天的乡建者面对的新问题有哪些?
渠岩:
今天的乡村问题和民国时期晏阳初、梁漱溟面对的完全不一样,那时的乡村问题不像今天这般攸关生死存亡。
凋敝的乡村和衰败的教育
近30年来,中国消失了近100万个乡村,还有一些凋敝的乡村也逐渐呈现出城乡一体化的趋势。
民国时期,晏阳初、梁漱溟认为当时的乡村与西方的冲击比起来,中国的乡村是落后的,虽然梁漱溟当时也提出要保留乡村的儒家传统,但他们仍主张用西方的现代化来救乡村。晏阳初在乡村普及西学教育,会让年轻的一代抛弃乡村,奔向城市。
城市无法拯救乡村,乡村也拯救不了城市
今天,很多人也一窝蜂地介入乡村,同样带着城市化和知识分子的优越感来“改造”乡村,但我认为,首先要承认乡村的价值和重要性,因为中华民族灵魂和信仰的整个体系是从乡村而来。我们不能再用西方的现代化理念来改造中国的乡村。今天的乡村之所以凋敝,年轻一代之所以不愿意回乡、不愿意种地,就是因为我们的教育让他们奔向城市,他们认为城市才是天堂。所以,
如果我们不把乡村还原成家园,谁都救不了乡村。
乡村治理不是“政绩”和“生意”
《艺术市场》:近年来国内艺术乡村建设成为热门话题,你作为较早的实践者,如何看待这一历经10余年的艺术乡村建设发展状况和态势?
渠岩:
整体呈现出两种态势:一种是国家治理,如“特色小镇”“美丽乡村”“新农村”等;一种是旅游开发,但这其中多交织着资本和权力,这两者的介入会使治理的目的不再单纯,很容易会把乡村治理当成“政绩”和“生意”。因此,乡村建设和改造就成为破坏乡村的美丽杀手。
仙塘美丽乡村建设
把一些乡镇单纯做成旅游而不考虑文明复兴和天、地、人、神的体系,更无法超越现代化意义上的“人间社会”,回到有神的社会;而现在我们的城市形态已经属于物质的社会,天、地、人、神的体系只存在于乡村,并且已经被100多年的社会改造消灭得所剩无几了。
美丽乡村建设正在中国大地展开
目前对乡村的破坏有三个层面,第一,“文革”时期的“破四旧”,可以说是对传统文化毁灭性的破坏;第二,城镇化建设中,乡村被拆迁甚至完全消失;第三,是今天所提倡的“新农村建造”,这会是给目前仅存的乡村的最后一击。
虽然我们今天介入乡村的建设,但这一举动非常微弱,重新建立天、地、人、神的体系也非常困难。
可是在现代化进程不断加速的当下,如果不摆脱现代化的逻辑,只按照发展的逻辑来改造乡村,那结果就不一定是发展,改造乡村的前提是要尊重城乡的差异化,尊重天、地、人、神的关系。
《艺术市场》:艺术家参与农村建设,国际上现有哪几种模式?这些模式对中国的实践者有何启发?
渠岩:
从横向的比较来看,以日本为例。日本面对的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经济衰败带来的乡村凋敝,只限于经济问题,不存在信仰问题、道德问题;而且日本是私有制,每一个村庄的房屋都不准拆除,可以通过艺术的途径来唤醒外界对乡村的关注,来增加它的活力。
日本越后妻有大地艺术节作品
但中国不同,我们不但要解决乡村凋敝,还要解决文明的复兴和信仰的复兴,以及更深层的危机,这是和日本不一样的。因为面对的文化问题不一样,所以采取的策略也不一样。如西方的艺术家,他们面对的是环境问题、人类基因遗传、科技智能化的问题。
但中国面临的还是一个不均衡、不平等的问题。所以,中国的乡村比任何国家的乡村更加复杂。
从纵向发展来看,现在的乡村问题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大。
从“许村计划”到“青田范式”
《艺术市场》:自2006年以来,在你以许村为基地的乡村建设实践中,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和认知过程?
渠岩:
10年前,我在创作影像作品《权力空间》《信仰空间》《生命空间》的过程中,发现了乡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