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理论》
我提出的“艺术乡建”，首先要肯定乡村价值，肯定乡村文明在中国历史中的重要性和独特性。
中国的乡村在今天尤为重要，虽然面临全球化的问题，但它和西方的乡村不一样，西方的现代文明是城市的文明，是古希腊时期地中海工商文明的现代延续，即使全球化导致有些乡村凋敝，其文明的本源还在城市。而中国的文明是在乡村，如果乡村被破坏了、消失了，那这个国家的文明也就消失了。所以，乡村问题不是简单的乡村问题，而是城市问题。我们近代100年来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传统文明如何面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而当前所讨论的全是如何应对这件事。这件事如果不解决，完全按照经济的方式治理乡村，有些还将西方所谓的民主概念引入乡村治理，这些全是现代化的逻辑，并没有真正触动这个民族、乡村的真正问题。
《艺术市场》：与前辈们相比，今天的乡建者面对的新问题有哪些？
渠岩：
今天的乡村问题和民国时期晏阳初、梁漱溟面对的完全不一样，那时的乡村问题不像今天这般攸关生死存亡。
凋敝的乡村和衰败的教育
近30年来，中国消失了近100万个乡村，还有一些凋敝的乡村也逐渐呈现出城乡一体化的趋势。
民国时期，晏阳初、梁漱溟认为当时的乡村与西方的冲击比起来，中国的乡村是落后的，虽然梁漱溟当时也提出要保留乡村的儒家传统，但他们仍主张用西方的现代化来救乡村。晏阳初在乡村普及西学教育，会让年轻的一代抛弃乡村，奔向城市。
城市无法拯救乡村，乡村也拯救不了城市
今天，很多人也一窝蜂地介入乡村，同样带着城市化和知识分子的优越感来“改造”乡村，但我认为，首先要承认乡村的价值和重要性，因为中华民族灵魂和信仰的整个体系是从乡村而来。我们不能再用西方的现代化理念来改造中国的乡村。今天的乡村之所以凋敝，年轻一代之所以不愿意回乡、不愿意种地，就是因为我们的教育让他们奔向城市，他们认为城市才是天堂。所以，
如果我们不把乡村还原成家园，谁都救不了乡村。
乡村治理不是“政绩”和“生意”
《艺术市场》：近年来国内艺术乡村建设成为热门话题，你作为较早的实践者，如何看待这一历经10余年的艺术乡村建设发展状况和态势？
渠岩：
整体呈现出两种态势：一种是国家治理，如“特色小镇”“美丽乡村”“新农村”等；一种是旅游开发，但这其中多交织着资本和权力，这两者的介入会使治理的目的不再单纯，很容易会把乡村治理当成“政绩”和“生意”。因此，乡村建设和改造就成为破坏乡村的美丽杀手。
仙塘美丽乡村建设
把一些乡镇单纯做成旅游而不考虑文明复兴和天、地、人、神的体系，更无法超越现代化意义上的“人间社会”，回到有神的社会；而现在我们的城市形态已经属于物质的社会，天、地、人、神的体系只存在于乡村，并且已经被100多年的社会改造消灭得所剩无几了。
美丽乡村建设正在中国大地展开
目前对乡村的破坏有三个层面，第一，“文革”时期的“破四旧”，可以说是对传统文化毁灭性的破坏；第二，城镇化建设中，乡村被拆迁甚至完全消失；第三，是今天所提倡的“新农村建造”，这会是给目前仅存的乡村的最后一击。
虽然我们今天介入乡村的建设，但这一举动非常微弱，重新建立天、地、人、神的体系也非常困难。
可是在现代化进程不断加速的当下，如果不摆脱现代化的逻辑，只按照发展的逻辑来改造乡村，那结果就不一定是发展，改造乡村的前提是要尊重城乡的差异化，尊重天、地、人、神的关系。
《艺术市场》：艺术家参与农村建设，国际上现有哪几种模式？这些模式对中国的实践者有何启发？
渠岩：
从横向的比较来看，以日本为例。日本面对的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经济衰败带来的乡村凋敝，只限于经济问题，不存在信仰问题、道德问题；而且日本是私有制，每一个村庄的房屋都不准拆除，可以通过艺术的途径来唤醒外界对乡村的关注，来增加它的活力。
日本越后妻有大地艺术节作品
但中国不同，我们不但要解决乡村凋敝，还要解决文明的复兴和信仰的复兴，以及更深层的危机，这是和日本不一样的。因为面对的文化问题不一样，所以采取的策略也不一样。如西方的艺术家，他们面对的是环境问题、人类基因遗传、科技智能化的问题。
但中国面临的还是一个不均衡、不平等的问题。所以，中国的乡村比任何国家的乡村更加复杂。
从纵向发展来看，现在的乡村问题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大。
从“许村计划”到“青田范式”
《艺术市场》：自2006年以来，在你以许村为基地的乡村建设实践中，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和认知过程？
渠岩：
10年前，我在创作影像作品《权力空间》《信仰空间》《生命空间》的过程中，发现了乡村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