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唐三彩）
说是这么说，但新当局真的对政治犯既往不咎嘛？人们心中不禁打了个大大的问号，特别是宫府的余党们，他们“虽更赦令，犹不自安。”与此同时，不断地有人检举他们，抓捕他们，想趁机邀功领赏，在这样的背景下，李世民留了魏征一命。当他得知问魏征一直劝大哥杀自己，大哥不从时，便厉声质问：“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魏征举止自若，回答说：“前太子要早听我的，绝对不会有今天的下场。”可见魏征挺横，就算败局已定，他还敢这么说，真是死不悔改，属于顽固分子。在一般人看来，李世民应该对他恨之入骨，必欲杀之而后快。
可出人意料的是，李世民非但不杀，还委以重任。此举便向外界传递了一个信号，连魏征这样，敢当面顶撞我的太子余党都没有被处分，那其他余党呢，就更不用说了，组织定会对他们宽大处理、既往不咎。在这件事中，魏征就是唐太宗树立的典型。好比当年刘邦封赏雍齿一样，众将见刘邦最恨的人都有赏，自己那份呢？肯定也少不了呀！既然有利益可得，那还闹什么事!洗洗睡吧。
原因二：严峻的形势
贞观十一年，马周上奏：“今百姓承丧乱之后，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农业社会，生产力低下，人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李世民执政十一年，户口尚且如此稀少，贞观初年的经济情况便可想而知了。玄武门之变后不久，突厥铁骑就打到了渭水便桥，给新政府很大的压力。李世民全程参与了打天下的过程，懂得帝位的来之不易，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他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积极纳谏，巩固既得利益。
“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大乱之后，政府的上策当是无为而治，多鼓励生产，少干扰百姓，少加派赋税、徭役。说是这么说，但皇帝的权力很大，欲望很强，他要想穷兵黩武、修造离宫别馆，老百姓依然会被征发。这个时候，魏征的作用就凸显了。当李世民想劳役百姓、违背制度，魏征可以谏止，确保大政方针不脱离既定的轨道。
多年后，李世民曾对长孙无忌说，我登基之初，大家意见不统一，“或欲耀兵振武，慑服四夷。”但魏征却劝我：“偃革兴文，布德惠施，中国既安，远人自服。”我听了他的话，效果很好，现在“天下大宁”，周边的少数民族都来朝拜我，“此皆魏征之力也。”贞观三年，高昌王鞠文泰入朝，西域诸国获悉此事，也想派人到长安朝贡，魏征知道后，连忙劝谏：“中国始平，疮痍未复，若微有劳役，则不自安。往年文泰入朝，所经州县，犹不能供，况加于此辈。”一句话：别让这些“蝗虫”来了，老百姓受不了。贞观四年，李世民又修洛阳乾元殿，给事中张玄素直言上谏，魏征得知后，大加赞赏：“可谓仁人之言，其利博哉。”
（红陶女俑）
可是好景不长，正如魏征所言：“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贞观初年，李世民能积极纳谏，明显是受了内外形势的影响，等到十几年后，位置坐稳了，经济发展了，颉利被擒了，唐太宗就不可避免地骄傲自满、松懈下来。对于这样的变化，魏征深有感触，贞观十二年，他对李世民说：“贞观之初，恐人不言，导之使谏。三年已后，见人谏，悦而从之。一二年来，不悦人谏，虽黾勉听受，而意终不平，谅有难色。”最近一两年，您已经变得不喜欢人们进谏了，常常表现出一副很为难的样子，鲜克有终。
原因三：犯颜进谏只是小概率事件
在一般人眼里，好像魏征每次阐述自己观点时，都会触怒李世民，让他下不了台。但如果细看，会发现犯言敢谏并不是经常发生，在大部分情况下，双方的对话还是能够心平气和的。什么情况属于犯颜进谏？比如皇帝因为什么事很生气，发火了，导致决策失误，大臣们明知道有问题，但考虑到皇帝心情不好，都不敢说话，这个时候劝谏，就是犯颜进谏。还有可能是皇帝决策失误，或者有过失，可事情敏感，群臣不敢言，然后你不畏艰险地指明问题，虽然皇帝不乐意听，甚至大怒，但你不屈服，这也算犯颜进谏。
然而，唐太宗不会每次决策都失误，也不会天天发火，否则跟昏君没什么区别了，魏征犯颜进谏的事情一般隔一段时间发生一次。所以当你看《贞观政要》，里面记载与魏征有关的事件大约五十起，犯颜敢谏的事十多起，再算上两唐书，还有笔记小说什么的，总数几十件的样子。要是一个月发生几十次，确实让人受不了。可魏征替唐太宗工作了十六年多，平均一下，每年就几件而已，属于小概率事件，魏征的大部分进言不会触怒唐太宗，只是因为犯颜进谏容易使人印象深刻，所以很多人误以为全是这样。
原因四：注重方法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魏征进谏非常注重方法，贞观八年，陕县丞皇甫德上书不合皇帝心意，觉得他言辞激烈，别有用心，是恶意诽谤君上，妄议中央。魏征就进言说：“昔贾谊当汉文帝，上书‘可为痛哭者一，可为长叹息者六。’自古上书，率多激切。若不激切，则不能起人主之心。”通过引用贾谊上书文帝的典故，巧妙说明自己的观点。在魏征的谏言中，上至三皇五帝，下至隋炀帝，都是他进谏的素材，其中被用较多的是隋炀帝，因为唐太宗跟隋炀帝有亲戚关系，本人又亲身经历过那段历史，可谓殷鉴不远，用杨广的事例显得更有说服力。
（阎立本《历代帝王图》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