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观点总结
本文是对《权力与进步：技术与繁荣之间的千年斗争》一书的评述与解读。文章指出，技术进步并不自动带来共享繁荣，而是受权力结构影响，需要社会行动与制度创新来确保技术红利惠及大多数人。文章讨论了自动化技术对就业的影响、政府角色、工会的重要性以及技术与社会行动的互动关系。
关键观点总结
关键观点1: 技术进步不会自动带来共享繁荣，需要社会行动与制度创新。
作者回顾了历史，指出技术繁荣从未自动惠及所有人，而是受权力结构影响。社会行动与制度创新是确保技术红利惠及大多数人的关键。
关键观点2: 自动化技术对就业的影响取决于技术发展的方向。
作者认为，自动化技术的替代效应与恢复效应之间的平衡决定了就业的影响。技术发展的方向需要决策者与公众的选择，而决策权取决于利益相关者的权力。
关键观点3: 政府、工会和社会组织在引导技术走向普惠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政府需要引导技术研发、运用政策工具促进公平；工会需要维护劳动者权益，参与技术决策；社会组织需要动员公众参与技术进步的公共讨论。
关键观点4: 技术进步与社会行动相互塑造。
历史表明，技术进步与社会行动相互影响。技术进步为社会行动提供了新工具，社会行动也能引导技术走向更公平的方向。
正文
作者回顾了中世纪欧洲和十八、十九世纪的多段历史。中世纪时，各种农业革新显著提升单位产出，却未让农奴摆脱贫困。封建领主与教会不仅拥有强制力，也拥有
“
说服力
”
，把当时的农民绑死在高额租税上，让他们相信自己的苦难是
“
神意
”
，不敢反抗。任凭水车、马蹄铁、三圃轮作制、冶金等新技术层出不穷，大部分收益却被庄园领主和宗教精英用来扩张庄园、修建教堂，普通农民缺乏政治与社会上的权力去争取分配，生活境遇原地踏步，甚至更糟。作者据此指出：哪怕生产效率飙升，若没有公正的社会权力结构、底层缺乏政治与制度抗衡，技术增产亦无法自动惠及底层，只会被拥有
“
强制力
”
和
“
说服力
”
的少数人据为己有，进一步巩固其地位。
工业革命的浪潮似乎又重演类似的一幕。蒸汽机与纺织机令英国经济总量飞速增长，但十九世纪前期大量工人的生活并未同步改善：童工、低薪、极长工作时数、恶劣工作环境随处可见。有些统计还表明早期工人的饮食水准甚至不及中世纪最低线。一台纺织机可替代几十名手工技工，工厂主因此乐意大面积采用、节省巨大人力成本，却没有为失业或降薪的工人开辟新的岗位出路。在当时，工人缺乏结社和法律保护，无法通过集体力量制衡资本对技术的运用，只能被动忍受机器挤压。只有到十九世纪下半叶，随着城市化和工厂集中化，工会运动兴起，政府开始颁布限制童工、缩短工时等法规，工人们才逐渐在
“
机器增产
”
的盛宴里分得一杯羹。作者认为，这证明技术若没有政治与社会的力量对冲，往往被用来最大化资本收益；只有当底层能表达诉求，新技术才有望惠及多数。
19世纪初的卢德运动（Luddite Movement）中，愤怒的英国工人试图捣毁使他们失去工作的自动纺织机
不同于初期强化了
“
自动化替代
”
的蒸汽机与纺织机，铁路与电力的发明提升了边际劳动生产力，创造出
“
恢复性
”
新需求。在淘汰部分旧岗位的同时，这些发明还催生了庞大的增量需求和新工作职位，比如铁路客货运、修路、维护、售票、调度、服务以及电气化工厂里对工程和管理类岗位的多种需求，让底层劳工也能搭上时代的顺风车。这与工会和公共政策在分配环节上的介入大有关系。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美国和英国的工人运动崛起，政府立法限制企业的绝对自由，迫使企业在推行新设备时不得不兼顾工人待遇、与劳动者分享经济租
（
rent sharing
）
和技术红利。美国的《瓦格纳法案》是作者多次引用的见证：它在美国确立了劳工集体谈判的合法性，一定程度上约束了企业单方面的决定权，使工会在技术选择上拥有谈判权；企业必须兼顾技术增产与工人收入福利，从而使
“
人机协同
”
而非
“
单纯替代
”
更有可能出现。通用汽车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引入数控钻床时，联合汽车工会就借助这套制度迫使企业承认新设备对操作员技能要求的提升而给予更高工资，并写进仲裁判决，让企业不能只
“
省人工
”
。类似案例说明：能否促使技术从
“
替代人工
”
变成
“
赋能劳动力
”
，常取决于劳工能否组织起来发挥制衡的力量、制度是否能承认普通工人的诉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和亚洲部分国家都形成了有益于共享繁荣的新制度，工业快速成长，整个社会几乎雨露均沾，出现了
“
辉煌三十年
”
。
1935年7月5日，美国罗斯福总统签署了《瓦格纳法案》
然而好景不长，数字革命到来后，技术发展在美国却背离了此前在工会与政策介入中获得的某些
“
共享繁荣
”
趋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无人车间、机器人流水线和软件自动化等迅猛扩张，蓝领及中等技能岗位急速萎缩，工人被挤到低薪服务业去，高端岗位却仅容纳少数精英，前
1%
富人收入占比一路攀升，贫富差距急剧拉大。里根政府时期盛行的
“
企业优先
”
理念也在政治上鼓吹减税和市场自由，只是让企业利润自动
“
涓滴
”
到社会。更致命的是工会力量式微，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罗斯福政府推行《瓦格纳法案》时的
“
强势劳工
”
场景截然不同，一九八一年美国空中交通管制员工会的罢工被里根政府强力镇压，许多企业也陆续采用
“
解雇再雇用
”
的方式对付罢工。工人再度失去与企业谈判的能力，而企业以成本最低化为首要目标，毫无顾忌地押注
“
自动化替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