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说的似乎就是今天美国的情况，大学及其所代表的价值正面临不确定的严重时刻，大学正处在与更大的社会和政治力量激烈对抗的时刻。下面这段话就更像是对着今天说的：“我希望退后一步，让所有这些读者都有机会深思‘大学’制度变体的命运——不是从其神话层面，而是作为一种生生不息的生长力量，因为这是一部德国大学体系的批判史。……本书的写作前提是，包括大学在内的任何社会机构实际上都无法实现自治和独立，尽管这是许多大学教授推崇的理想。‘学者共和国’与更广泛的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最坏的情况下是必然的，在最好的情况下是富有成果的。……大学作为一个机构的未来不仅取决于内在强劲的韧性，也取决于更强大的外部力量如何对待它。我希望本研究可以展示德国大学体系是如何受到它与国家、社会日益增长的互动的影响的。1933 年，德国学者自身也认识到这些外部力量所拥有的不相称的权力会变得多么可怕，但为时已晚。本书为未来而作，如果能激发人们思考在所有现代社会中国家、社会与‘大学’这个机构之间愈发不相称的对抗，则本书得偿所愿。”
（前言，2-3页）
这里有三个问题值得思考。一是关于大学实际上都无法实现自治和独立。虽然在这里没有展开论述，但是整本书从多个层面和不同的视角反复阐释了这样一种真实的状况，即大学在任何时候都无法真正彻底摆脱国家力量、社会力量所施加的干预性压力。对这一事实的认识固然不应被用作反对大学在合理意义上与可能层面上争取自治与独立的理由，但是可以用来防止把自治与独立的口号教条化与极端化的倾向，防止以自治与独立的口号来反对建设性的联合和参与行动。二是关于大学的未来不仅取决于内在强劲的韧性，也取决于更强大的外部力量如何对待它的观点，它揭示了内外力量的对比形成了关键性的博弈过程。大学“内在强劲的韧性”这个提法很好，指的就是在人类文明史中形成的大学价值及精神传统，放在今天可以准确地表述哈佛大学反击特朗普政府的底气。第三就是看到外部力量所拥有的不相称的权力之可怕，因此在大学机构与政府权力之间发生的对抗更加是不对称的。麦克莱兰在当时想到的是1933年纳粹党上台统治德国之后如何胁迫大学屈服于极权统治的历史，他强调的是当年德国教授们认识到纳粹的压迫性力量是多么可怕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为时已晚”这四个字很有历史感，听起来也很令人扎心。
说到这里不妨回顾一下这几天哈佛大学那边的情况。
哈佛大学与美国联邦政府之间的抗争仍在持续。美国联邦政府机构于4月11日致信哈佛大学，称该校“未能满足联邦政府拨款所需的条件”，并提出了多项整改要求，包括遏制所谓的“反犹主义”和终止与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DEI）相关的多个项目。哈佛大学校长艾伦·加伯（Alan M. Garber）在4月14日在官网上发布了公开信《The Promiseof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美国高等教育的承诺”），明确表示哈佛拒绝接受特朗普政府提出的“霸王条款”。他指出：“哈佛大学绝不会放弃自身的独立性，也不会放弃其所享有的宪法权利。政府当局所提出的方案，已超越了联邦政府的权力范围。它侵犯了哈佛依据“第一修正案”所享有的权利，也超出了《民权法案》第六章所规定的政府法定权限。并且，它威胁到了我们作为一所致力于探索、创造与传播知识的私立机构的核心价值。无论哪个政党执政，政府都不应干预私立大学可以讲授什么内容，可以录取和聘任什么人，以及可以开展哪些研究与探索。我们的校训——Veritas，亦即“真理”——指引着我们在这条充满挑战的道路上前行”
（www.harvard.edu/research-funding/wp-content/uploads/sites/16/2025/04/Harvard-Response-2025-04-14.pdf）
。如果回到麦克莱兰的书中，可以发现艾伦·加伯所讲的独立性、宪法权利和核心价值等问题，正是德国大学史上渐进改革所取得的历史成果，是整个西方大学的文明基石。
加伯的这封公开信发布几个小时后，特朗普政府宣布冻结哈佛二十二亿美元的多年期拨款和六千万美元的多年期合同。15日，特朗普再发出威胁，要取消哈佛大学的免税资格，并要求该校道歉。同一天，美国众议员罗·卡纳（Rep. Ro Khanna）在耶鲁法学院发表演讲，他说：“加伯校长（President Garber），你敢于对抗白宫里的恶霸，展现了勇气。我毫不怀疑，拥有比美国建国还悠久自由传统的哈佛，终将胜过当下这短暂的蒙昧。”“我希望各大学校长能挺身而出，彼此承诺支持，记住那些过往的楷模——例如耶鲁的金曼·布鲁斯特（Kingman Brewster），即使在捐助者撤资时仍支持学运学生；哈佛的詹姆斯·康纳特（James Conant），在麦卡锡主义横行时对抗政府与校友压力；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哈钦斯（Robert Hutchins），在面对企业势力要求时捍卫学术独立。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不是靠留下多少基金，而是靠他们拒绝背弃的理想。”
（https：//mp.weixin.qq.com/s/03NzpDa7Rx3NxPU_EhxnxA）
澎湃新闻在4月15日刊发题为《哈佛大学打响第一枪：拒绝遵守特朗普要求，22亿政府拨款遭冻结》的报道文章，指出在特朗普政府对高校的持续打压下，哈佛大学成为第一个反抗者。在多所大学因未能有力抵制特朗普政府的干预而饱受批评之时，哈佛大学的强硬姿态得到了美国高等教育界的赞扬。代表华盛顿多所高校的美国教育委员会主席泰德·米切尔（Ted Mitchell）将哈佛大学的回应描述为“一份路线图，指引各大学机构如何反对政府干涉学校决策”。“哈佛大学的做法可能会鼓舞其他大学领导层，让他们‘松一口气’。”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0650469）
从卡纳的演讲和米切尔的描述中，不正说明了麦克莱兰所讲的那种力量非常不对称的对抗吗？所以卡纳要呼吁各大学校长挺身而出，彼此承诺支持，并且要从历史上汲取道德勇气的资源。而米切尔的说法也是要给大学校长们鼓劲。从欧洲到美国，大学的价值、韧性以及在与国家权力对抗中呈现的极不对称的力量比例，就是一部一脉相承的“家族史”，麦克莱兰的研究因而不会过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