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竟然和这个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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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享有如此多样灵活的社会性，自然也无法排除向法西斯堕落的可能。天使和魔鬼本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社会性赋予人类做天使的能力，就无法排除做魔鬼的可能。

正因为人类社会有无穷无尽的多重均衡，而且均衡间的选择、迁移、跳转不必诉诸生物演化，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尺度内发生 。

和自然选择一样，族群竞择本是无意识的过程，但人类对竞择环境的主动回应会进一步加强族群竞择的效果。

02 本末之争

中国古代朝堂之上常有“本末之争”：是更重视农业（本）还是更重视商业（末）。

舍本逐末，往往是被批判的一方。粗看，古人的本末观缺乏理性。鼓励商业发展，才能推动人均福利的提高。

人均福利，难道不是经济政策的最终目的吗？

其实，古人并不傻。 他们甘愿舍弃商业之末，是因为他们追求的首先是族群的生存和繁衍。

在激烈的族群竞择中，生存品导向的经济政策能更有效地抵御外族的侵略。这不仅是农耕文明的取舍，连游牧文明也面临同样的权衡。

重商主义是一种极力追求贸易盈余，以积累贵金属货币为目标的经济思想。斯密以批评重商主义闻名，但他也说，在制造业还不发达的时候，平时多积累贵金属对国防具有战略价值。

如果部队要开赴国外（英国经常如此），物资从本国运输到前线成本太高，掠夺当地人民又嫌效率太低而且会激起民愤，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军队带着轻便的金银或高附加值制造品在境外交换物资。 要想在战时能够从容出兵，就得在和平时期多靠贸易盈余积累贵金属。

你看， 哪怕是重视商业，甚至以扭曲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的方式来重商，归根结底也是为了族群的生存和繁衍。

中国古代统一王朝的军队打出国门的时候并不多。在国内作战，靠行政命令就能调集资源。即使出了国，国境之外是游牧区，商品经济不发达，军队带着钱也买不来多少东西，所以中国才有农本商末之说。

倘若中国王朝也要依靠商业来换取战争资源，那么商业就会被尊奉为国家之本。南宋之所以努力发展海上贸易，也是因为海上贸易成了朝廷财政的命根，而贸易所挣的钱能转化为军队随身携带的购买力。

上述分析还隐含了这样一个道理。古代社会的长期贫困陷阱不仅仅是因为族群竞择淘汰了效用品导向的文明，更重要也更直接的原因，是 各个文明面对激烈的族群竞择，主动抑制了效用品，宁可忍受贫苦的生活，也要顽强地生存下去。

站在君主的立场上，就是 宁可民穷，也要国强 。秦灭六国固然是竞择的体现，而统一前的商鞅变法、更早的胡服骑射、吴起在楚国的变法、李悝在魏国的变法，莫不贯彻着主动求“穷”的逻辑。

这种竞择压力下的主动求“穷” 或许比竞择本身的影响更为深远。

03 祭祀的悖论

除了引导国家政策，族群竞择也影响着社会习俗。

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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