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古今中外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從中国古代的陶渊明到西方的梵高，可以不断地列举下去。
人们对于艺术创造的价值，总是从现实的功用性来加以论断，比如它对于一个时期人们生活的影响，它们在世俗文化中占有的份额等。
然而它们的价值在许多时候是隐性的，也是极为深奥的，判断起来并不容易。
有时候还要综合其产生和存在以及历史所给予的机缘这所有的因素，来衡量其功用和价值。
一般来说，那种举目可见、近在眼前的功用性，并不会是多么重要的标准。
历尽时间长河的淘洗却一直存在，这是客观的不可消磨的事实。
就此而言，即便那些在当年寂寂无声的创造物，如果在日久天长之后逐渐突出，尘埃尽去，会立即变得光芒四射。
只要发生了这样的“后来”，那么当年的寂寞也会成为价值的一部分。
艺术作品的全部价值，必定要分给产生它们的那个时空环境，这其中的道理尽管十分复杂，不甚分明，却实在是一个需要猜度和辨析的问题。
我们的价值观应该回到理性，而不仅仅是浅近的物质功利主义。
即便是后者，当年《诗经》在物质层面的价值也是非常显赫的。
它能够在某些重大节令与场合演奏，作为一种礼法的标志，不可逾越的形式载体，一遍遍宣示这种功能，显然具有很大的世俗价值。
我们这里讲的价值是综合的，最后尤其要回到艺术上来，这才是最需要关注的，也是最需要讨论的。
在这个层面上，《诗经》当年就令人陶醉，它强大的娱乐性无论在民间还是在庙堂，都令人得到满足。
它的美学价值，也完全是从根柢上生出的，而且经过了几千年，一直在茂长和丰腴着。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