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取消了中影的垄断发行权）
也恰好十七年；没有想到的是，2002年到2019年又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十七年时间单位。2019年作为分界线不仅仅是由于COVID-19带来的隔离以及它所带来的流媒体“喝血”变强，更由于电影管理新思路带来的2019年电影院精神的巨大裂变。
新中国第一部电影《桥》
由于中国电影史上每个阶段的强烈差异性，构成了中国电影艺术发展的极度不稳定，之前我们说过中国电影代际划分乃是中国电影史上独特的历史现象，它是政治不成熟、社会不稳定的表征和结果，而第六代之后我们期待不再以代来做划分，而希望创作者置身于一种新的恒定的社会环境下进行电影制作和文化生产。而现在这个新的十七年时间段落出乎众人意料，这里存在着一个可以反思的空间。
电影院必将继续开张，它的确在最近开放了一段时间，但顾客寥寥、票房惨淡，加之疫情走向不确定，不足一周就在3月27日被命令关闭了。眼下我们失去了即时出现的新电影谈资，时代的精神也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得以显影的幕布——无论是正向显影还是反向显影，电影于时代社会的显影性无可否认。
当我们回顾我们的电影生活，只能从去年的电影经验说起，也许可以总结一下我个人在去年的电影经验。就笔者个人来说，我的电影评论和借电影谈资所进行的写作一度停滞，但历经周折，在年底出版了我之前所撰写的著作《电影意志》。此书从历史的剖析和当下电影现象的追问中，着力发掘围绕电影的几种意志和力量。
《电影意志》
首先，将电影和意志联系在一起，似乎将电影作为一个主体，一个具有可以生成自我意志的事物，这听起来酷炫，有后人文主义色彩，它更为强调科技在电影和社会进化过程里的主要力量。我知道最近几年后人文主义和科幻片研究十分时髦，其实我并非仅仅追赶这一时髦，如果说我的上一本书《电影政治》
（2014）
强调个体之自我表达的勇气和自下而上营造电影文化的雄心，是人文主义的高度体现和实现，那么《电影意志》是从人文主义转而走向强调技术主义或者非人文主义。如果说这个转变和前几年开始忽然变得流行的学术时尚有所吻合，这的确是一种偶然，并非我有意逢迎——虽然我在书中也谈到了很多后人文主义和 AI技术。因为就我个体的电影话语实践，包括国内整体的话语实践而言，人文主义的意气的确不复往日的强盛面貌。在这个时节，我发现我在新书里更为强调电影技术的作用而不是人的作用，这其中包含的消极性也的确有着明显的时代渊源。
《电影政治》
当然技术也是人力达成，技术从某个角度来说并非反对人的存在，而是另外一种人文主义的成果。但我们往往将技术描绘成一种由人创造然后对人施加宰制的事物。我在书中似乎更多的还是表达了技术进步主义和技术乐观主义，为什么会这样？我并非要提供一个一般原理，而仅仅是从我对最近几十年中国电影史的发展过程进行总结，我看到技术进步所促成的影像权力格局的改变，看到新技术带来的影像修辞表意的开拓和影像生产传播的巨大开放性，比如数字制像技术
（DV等）
和流媒体传播平台的出现所促进的影像生产和接受的多元。
我们想象社会的进化、智识和道德的积累、人的主体性的逐渐获得和加强……但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其中的虚妄，而有时候我们将发现，技术的推动力更大，西方六十年代的文化运动追求性解放，后来得以实现心愿并非由于当时人们的振臂一呼，而由于1966年避孕药的上市。技术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完全依赖于技术也并非彻底保险，这同样可以举最近的社会进程为例，我觉得技术的发展让我们有了可资利用的手段，有时候你可能会用坏，但更多的时候它可以用来拓宽人文领域，在这当中，技术为我们增添了可能性与新的革命空间。而且技术的激情难以阻挡。不过去年院线中的技术热情略有寥落，前面几年的3D、AR、VR、AI等技术的狂热讨论似乎都在2019年告一段落，这与全球经济不景气有关。中国院线中，唯有李安的《双子杀手》算电影技术史上的一个事件。这部电影是对《比利•林恩的中场休息》高帧率
（每秒120帧）
技术的继续实践，而在内容方面展现了克隆人和被克隆者的伦理关系
（其中使用了对克隆人的数字造人技术）
，这还是在后人文主义的道路上的探索。虽然这部影片被人诟病，认为高帧率的投入与收益不匹配，也有人质疑高帧率带来了日常生活场景质感上的尴尬，但我仍然认为，这一切并非真正的问题，高帧率拍摄日常生活的尴尬可以继续由技术来弥补，而这种技术实践带来的新的可能性和对人文世界的开拓非常可贵。
《双子杀手》
三
电影意志作为一个概念，它涉及多个方面，笔者在书中强调“全民共同的人文理想对于电影表达的推进”，以及“从1990年代第六代电影以来的独立电影风貌之下逐渐增长的个人主体性的显现”，这种个人主体性生发着强烈地创造电影文化新形态的能量。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个体与集体的潜在意识经常以晦暗的方式左右着表达，我们可以用电影意志的思路考察去年的电影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