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我还在杂志社工作时，和主编申请了一个很长的假期，带我妈妈外出旅行。夏天的旅行，从巴黎开始，南下前往尼斯、阿维尼翁和阿尔勒，再转机去到罗马和威尼斯，最后返回巴黎。
那绝对是一次艰难的旅行。读完大学、工作了四年之后，那是我第一次和她在一起长时间相处——超过十天。此前八年我很少回家，即使回去，停留的时间也不长，更多的交流是通过电话来完成的。你可以想象当时的情况：在她心目中，我仍然是八年前刚刚离开家到异地上学的少年，但事实远非如此——八年时间，我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一直相信，“在父母眼中你永远是个孩子”这样的说法，是我们亲手造成的。）人生观的差异，开始反映在旅途中的每一次对话和决定里，该买什么，该吃什么，往哪里走，这样的问题经常会导致我们争吵。每一次争吵，我都留意到，她在表面的愤怒之后，试图小心翼翼地观察我的反应，似乎在印证一个她不太确定的事实。
出发之前，我已经接受了一年多的心理咨询。咨询师最初帮助我梳理个人和原生家庭的关系，而后者对每个人的性格的塑造，几乎是决定性的。我妈妈在这一关系当中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结束了和我父亲的婚姻战争之后，年轻又强大的她倾尽一切，几乎凭借一己之力将我培育成从南方无名小城一举冲入我国一线城市的模范式的人物。随之而来的，还有成长环境对我性格的塑造：自卑、敏感、焦躁。这样的性格，会逐渐在未来展露出它的破坏力。
事实上，我正是在工作后逐渐发现自己的心理问题，才主动接受了一段时间的咨询。我妈妈得知后，起初并不觉得严重，这让我非常恼火，一路上更是和她暗暗较劲。终于在尼斯的酒店里，和她大吵一架。我们两个人都哭了，哭得很伤心，甚至惊动了酒店服务员和当地急救中心的人员，他们训练有素地冲进房间，看见两个中国人都没事，又带着笑意走了。这戏剧化的一幕，就此成为我和妈妈互相承认对方的变化（和没有变化的部分）、促使双方重新沟通的转折，最终达成和解。
两代人的沟通之艰辛，我认为同龄人都深有体会。我们这一代，由于历史原因，成长过程中很少有兄弟姐妹的陪伴，又同时承受着来自父母、父母上一辈的希望，很少有人选择为自己而活。如果我们在奋斗时无法忠于自己的本性和理想，再成功的人生（此处成功的标准则千差万别）也会变得孤独、无趣。更糟糕的是，几代人都不太擅长表达爱。我们不像西方人那样拥抱、亲吻，也很少互相给予鼓励——更多的人是在挫折教育中长大的。
幸运的是我很早就懂事了。我的意思是，自我意识开始形成的时期很早就到来，大概六七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尝试了解外部世界。手段包括：想尽一切办法阅读课外读物，收集剪报并将此习惯持续到高中；很早就开始写作，用稿费购买更多的报刊和西方古典名著；收看外国电视节目，梦想有朝一日自己置身异地的荒野……我的写作、语感，都受到当时这些作品内容的影响。应试教育也无法阻止我对未知世界的渴望，大学填志愿时，我在省内最好的大学和省外一个一般的大学之间，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远赴他乡——与其说是外出，却更像是逃离。
大学毕业后，我又如愿以偿来到北京，开始了梦幻般的时尚杂志社的工作生涯。我不仅在这份工作期间学习编辑技能（几乎是我后来谋生的唯一本领），也凭借工作机会前往世界各地，造访世界最佳餐厅和顶级奢侈品工厂，和最著名的运动员及娱乐圈明星交流，以及去往鲜为人知的旅行目的地。奇妙的是，编辑工作重新塑造了我记录世界的方式，我的每一次分享，都更有专题性（加入了编辑意识，而不仅仅是日志式的写作），意识到“读者”和影响力的存在。我开始承认媒体文章中“湿货”（相对于纯粹信息的“干货”而言）的重要性，因而把更多的情感投入到媒体写作中——想象一下，我们虽然需要信息，但纯粹的干货在互联网时代已经没有太大的竞争力，人们几乎不会因为一个全球最好吃的10家餐厅的榜单而动身去旅行，而很有可能，我们被一个发生在海边的故事打动，才决定买一张飞往巴塞罗那或者巴厘岛的机票。这本书的大部分文章就是我在工作期间按照这样的方法论完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