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9年8月下旬的一天,天气有点闷,一辆从法国布伦港开来的客轮停靠在了伦敦港。在闸门打开的一瞬间,大批难民涌向了这座世界之城,马克思也是其中的一员。当马克思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自己接下去的生活会跌至冰点,他最初也没没打算要在这里流亡余生。
事实上,虽然他一直心系祖国的革命事业,却再也没能有机会重返故土。人这一生也许就是这样,有很多意想不到,有很多无可奈何,也有很多绝地逢生。
很多人肯定很纳闷,马克思不是刚写了旷世宣言吗,怎么会突然流亡伦敦了呢?暴风雨来临前必是风起云涌、鸟兽奔逃,人人都被低气压搅得心神不宁。1848年革命前后,欧洲不太平,各方主要势力的行事都不太顺利,奥地利帝国面临土崩瓦解的危险,意大利南部发生暴动,法国的君主制被推翻、暴乱不断,并逐渐扩散到德意志各邦国,乃至整个欧洲大陆。马克思除了起草《共产党宣言》之外,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人,他也真正投身到了革命的行列中,与其他同志们并肩作战。
1848年3月3日,马克思突然被比利时政府驱逐出境,还没等到最后时限,一群警察就在那个下午冲进了马克思的公寓,将其投入了监狱。燕妮得知消息后心急如焚,她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帮助下,得到了探视丈夫的机会,结果她也被拷了起来,扔进了满是妓女的小黑屋。第二天,两人都被释放了,但条件是他们必须放弃所有的家计,立刻带上孩子们离开比利时。此时,革命的火焰已经燃起,马克思选择回到祖国继续展开政治斗争。
回到科隆以后,马克思开始着手创办《新莱茵报》,作为他年轻时以相当热忱编辑的报纸的续刊。再一次,马克思成为了他渴望成为的角色,重拾了对新闻工作的热情。可是,筹办《新莱茵报》并不顺利,最大的问题在于办刊资金不足。几个创始人四处奔走借钱,最后是马克思将自己从母亲那里继承到的遗产全部贡献了出来。考虑到他当时微薄的个人资产,这笔钱真的来之不易,几乎是马克思的全部家当。然而,他没有一丝迟疑地将财产奉献给了革命事业。报纸如火如荼地办起来了,可财务困境却依然没能解决。马克思作为主编,连续好几个月领不到一点工资薪水,完全是靠热情和信仰在坚持工作。
更糟糕的是,由于《新莱茵报》鲜明的反政府风格和不可小觑的群众影响力,很快就被当局拉进了黑名单,警察几乎一锅端了总部,下令停刊。不少报刊的主创都逃离了普鲁士,马克思还坚持在德国继续领导反政府的运动,与恶势力作斗争,用当时一个运动首领的话说,马克思就是想让工人们脱离中世纪的地狱,但绝不能让他们掉进另一个资本迂腐统治的炼狱中。就这样,没过多久,马克思被自己的祖国永远地驱逐了出去,《新莱茵报》也走到了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