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三、西方经济学。
从斯密
(AdamSmith)
、马克思到凯恩斯
(JohnM.Keynes)
，西方经济学源远流长，渐次形成一个庞杂的体系，包括增长理论、货币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公司理论、创新理论及发展理论等。西方经济学还包括了不同学派，有新古典学派、奥地利学派、芝加哥学派、供给学派等。但是，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萨缪尔森
(PaulA.Samuelson)
的经济学教科书，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宏观和微观经济学。中国最早比较系统介绍西方经济学的陈岱孙、胡代光和厉以宁，自然脱颖而出。基于西方经济学和市场经济实践的工商管理硕士课程
(MBA)
在中国的普及与传播，亦强化了西方经济学的影响。
四、本土改革思想和理论。
在
1980
年代，以杜润生、薛暮桥、马洪、蒋一苇等为代表，对中国改革实践予以思想总结，形成丰富的本土改革思想和理论，包括中国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中国市场经济理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理论、企业本位论，构成了
1980
年代改革的主流思想。
中国改革的思想资源和理论基础，需要符合意识形态的教条。
1981
年，曾有过一个关于「雇工算不算剥削」问题的争论，长达三个月之久。结果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一章的「小业主」与「资本家」划分为根据，以雇工「八人以下不算剥削」做了定论。然而，意识形态和经典理论的支撑变得愈来愈脆弱和无力，改革已经远远走在有可能产生这种解释和说明的意识形态之前。在这样的情况下，改革过程自然是实用主义化、思想和理论简单化。回过头看，在
1980
至
1990
年代的中国改革，最终还是为邓小平四句话所主导：其一，摸着石头过河；其二，改革也是革命；其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其四，发展是硬道理。在这四句话中，邓小平本人就「改革也是革命」做了阐述。改革和革命的差别在哪里
?
改革不是把现存制度彻底破坏，归零之后的社会变革，没有清场，也没有结清。但是，改革最终要达到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效果，在社会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领域产生的根本性改变，绝不亚于革命。
事实上，中国改革并没有被任何一种经济学理论和思想资源所控制或左右。任何对中国改革试图做出的理论性概括，都难以被普遍接受，这源于中国改革思想资源的复杂性、意识形态的历史包袱以及改革实践的迅速拓展。伴随陈云和邓小平进入晚年和去世，自
1990
年代至
2010
年前后，吴敬琏等所代表的「中国式新自由主义」，获得前所未有的「话语权」。但是，「中国式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囿于学术训练和对当代世界与中国国情认知的局限性，把「市场经济」理想化、绝对化，对中国改革的道路造成误导。恰恰在这个历史时期，「权贵资本主义」获得了「野蛮生长」的历史机遇。
需要正视的是：在中国过去四十年改革历史中，西方经济学，包括凯恩斯学派、货币学派、供给学派、行为经济学派，都具有相当的实用性和工具性。特别不可低估凯恩斯主义
(Keynesianism)
，尤其是其「有效需求」
(EffectiveDemand)
理论和与之联系的经济政策如影相随般的影响。近年来，关于建立中国国情和历史的「中国学派」主张，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市场经济的历史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人类经济历史是市场经济发育和成长的历史。早在
1980
年代，中国
……
改革决策者已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1992
年，又将改革的核心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此，在理论界有过争论、辩论和讨论。最终统一到邓小平的结论：市场经济或者计划经济并不是区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主要标志。计划经济不利于调动人民劳动的积极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在于是否存在剥削。因而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以及集体企业等具有公有制成份的经济，需要占主导地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满足了两个基本力量：
一个是坚持社会主义范式的力量，一个是主张在中国通过市场经济替代计划经济的社会力量。
中国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十分曲折。
1949
年后，中国市场经济被彻底连根拔掉，只残留着某些市场元素。关键是，在三四十年后重建市场经济时，市场经济本身已发生了如下重大变化：
第一，在世界范围内，市场经济在
1980
年代达到巅峰之后很快进入衰落拐点。
虽然里根主义
(ReaganDoctrine)
和撒切尔主义
(Thatcherism)
推动了私有化和市场经济的复兴运动，市场经济颇有「王者归来」的风范，福山提出「历史的终结」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但是，
1980
年代末期的股市危机、
1990
年代后期的科技股泡沫、发源于华尔街的
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及欧元地区一些国家的债务危机，使市场经济的各种弊端显露无疑。
第二，西方各国市场经济都发生转型
，从北美、欧洲共同体到日本，国家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普遍强化，特别是国家通过央行的货币政策，对经济产生巨大影响。在经济现实中，经典的市场经济只能在十九世纪的经济史和斯密的着作中找到。
第三，「治理」概念的普及化，愈来愈多的国家调整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经典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不复存在。
第四，中国在告别计划经济之后，启动改革不久就陷入到政府与市场的「量子纠缠」。
在二十世纪后期，中国已经不再具备市场自主发育的历史条件，不可能走上经典的市场经济之路，建立「完全竞争」市场只能是一种乌托邦想象。中国进入的是一个政府和市场作用同时存在，相互影响，此消彼长的漫长历史阶段。中国经济突破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二者非黑即白的分野。在实际经济运行中，没有政府干预的市场和没有被市场影响的政府，都是不可想象的。当宏观经济发生问题的时候，期望厘清到底是市场经济没有充分发育所致，还是政府干预市场失误所致，是相当困难的。
总之，中国改革超越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目标，也难以摆脱同时存在政府作用过大和市场失控的「两难」境地：任由市场经济自我运行，会造成经济活动的失控；但是倘若政府干预市场的权力过大，导致行政性腐败，寻租制度化，势必抑制市场经济发育。在实际经济生活中，人们更多看到的是政府和市场的「负面结合」。进一步说，由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政府被视为官僚层级的代名词，即使在远没有计划经济的农耕时代，依然存在政府强势干预市场的现象。
西方国家对于中国改革以来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演变是难以理解的，所以多次发生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争论。
在这里，很值得提及匈牙利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波兰尼
(KarlPolanyi)
的「自我调节市场」
(self-regulatingmarket)
理论：十九世纪西方文明建基于「自我调节市场」，而「自我调节市场」不过是一个不被控制或自我控制的系统。遗憾的是，人们将这个「自我调节市场」乌托邦化，误以为通过「自我调节市场能得到世俗性的拯救」。但是历史经验表明，市场与组织社会生活的基本要求之间的冲突，既为十九世纪西方文明提供了动力，也导致诸多矛盾与压力的加剧，到二十世纪终于摧毁了整个西方社会，使西方文明的内部冲突发展到非以战争为结局不可的地步，例如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人们原以为中国改革的核心问题依然是「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否，其实那早已是「刻舟求剑」的「误导」。如今中国到了告别和自觉超越「市场经济」的历史阶段，怎样规范市场行为、怎样限制政府权力，将是中国未来面临的长期课题。
任何重大的历史运动，不论是改革，还是革命，在其过程中的主体都会发生改变，甚至异化。例如，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开始时主体是农民，后来知识份子和地主成为主体。在这次中国改革过程中，参与主体的演变是相当明显的：
一、农民。
在
1970
年代末期和
1980
年代，农民首先成为改革主体。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农民
……
创造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撕裂了原本不可动摇的人民公社制度，实现农村改革成功，奠定了中国改革不可逆转的基础。其间，农民不仅是改革的主体，而且是改革的受益主体。但是，这个主体的命运很快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他们中最有生命力的群体先后离开农村，转变为受雇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业的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打工」群体。更有甚者，农民工转变为没有基本权利的利益受损者。
二、工人。
1980
年代的城市企业改革，打破「铁饭碗」和「平均主义」，工人是热情拥护的，是改革的积极参与者和受益者。到了
1990
年代，伴随着大量国有企业的「关停并转」，企业破产，以及在民营化浪潮下，相当部分的工人下岗，自谋出路。随着年龄的增长，当年的下岗工人逐渐丧失了再就业能力，成为了社会保障制度的依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