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当年卫毅高考的作文题目是《假如记忆可以移植》，他写的是议论文，开头引述的是高更在塔希提岛画的那幅画——《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何处去？》。他从小对这些问题很困惑：“我们在世上身处的地方，后边都有无数的人走了漫长的路，才来到这里。”“假如记忆可以移植，‘我’便不再是‘我’，这些作为人的基本问题便无从回答。”
卫毅的小时候，在家乡县志“民国时期历任县长、县知事更迭表”里，看到了他外曾祖父的名字，只是一个表格，没有多少文字。他也曾从外公的二哥那里，看到了一份四页纸的家史。就是这些留下来的文字，他知道了未曾谋面的外曾祖父“自幼家贫，聪颖好学，字画兼好，字近王羲之，擅画菊、梅，年少时负责管理大家族的藏书。为家庭生计，离乡闯荡，在南宁一家客栈偶遇陆荣廷，受其赏识，成为其师爷……”
这些已经被卷入历史尘埃的人和事，通过文字，又重新上演在卫毅年幼的头脑里。他想，“外曾祖父走过的路，如果伯外公没有记录下来，将永远消失在时间之中。文字的力量在乎此，记录下来比口耳相传更能对抗时间之河的冲刷。”
伯外公留下来仅仅四页纸的记录却让卫毅有了更大的好奇，那些历史细节如何，他更想更清楚地了解。比如，外曾祖父与陆荣廷曾多次争吵，那些更加生动的现场是怎样的呢？
卫毅在兰州大学毕业前的那段日子里，泡在系里的资料室，翻看着20世纪20年代的报纸影印件。那时的下午，灰尘透着西斜的太阳光飞旋，他就在想，这些灰尘漂浮了亿万年，比我们所见都多，地球只不过是宇宙中的一粒微尘，亿万年也只不过是倏忽一瞬间，而个体的人生，是瞬间的瞬间。可是，这一瞬间，却有古往今来的冷暖悲欣。
卫毅上大学在西北待了4年，大学毕业后回到广西，在南宁待了4年。2007年，到了广州。2008年，到了北京。直到现在，他已经在《南方人物周刊》做了11年的人物记者。他希望通过文字，让那些流走的时光，能留下一些。
当时上大学时，卫毅回到家，舅舅总会对他说，你外婆现在每天都看兰州的天气预报。外婆也总对他说，那边冬天好冷啊，气候好像不好，还是回广西得了。他想，如果外婆还在的话，“她一定会关心北京的雾霾。”
三鹿奶粉事件，是中国人心中挥之不去的痛。而最早把这一事件摆上台面，让它接受质量问责风暴的记者，就是简光洲。
简光洲采访时，在医院看到有一家人，送不到一岁的婴儿去做全身麻醉，做肾结石的手术。在手术室门关上的那一刻，婴儿的父母、爷爷奶奶痛哭欲绝，如同生离死别。
医生跟他说，做这个手术需要把尿道扩张器从婴儿的尿道里塞进去，然后又是5毫米的导管插进其膀胱甚至肾脏。因为孩子太小，全身麻醉完全可能让他们随时死在手术台上。当这些孩子送到医院的时候，很多已经是双肾结石，几天不能排尿，不治就得死，治还可能有一条活路。
听到医生的讲述，简光洲的眼泪哗地一下就下来了。婴儿那么小，那种痛苦可想而知。有些孩子这样的手术得做三次，他当时就在想，如果三鹿集团的高层领导在问题发生后，能够亲自到医院去看看，看看这些婴儿的痛苦、婴儿父母的伤心无措，他们或许能改变“迟迟不报”的决定。因为那时，铁石心肠也不能不动容。
是否要点名“三鹿”奶粉，简光洲当时有些犹豫。因为他意识到，报道刊出后，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风险。他说，如果继续写“某企业”，良心上会感到不安。此前一些含糊其辞的媒体报道，几乎所有人都强烈要求点名是哪家企业。有很多婴儿的母亲留言：“如果你有孩子，你是否能够这样的含糊其辞？”最后，他决定，“即使被开除也还是要点名”。
简光洲在论据求证上格外严谨，行文时更加字斟句酌慎之又慎。对于三鹿强调自己的“产品质量没有问题”的回应，他差不多一字不落地照登。除此之外，在新闻标题里，他再次强调了三鹿公司所声明的“没有证据表明奶粉导致婴儿患肾病”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