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937年2月12日，著名的巴特西发电厂浓烟滚滚，高耸的大烟囱也成为伦敦地标之一
起初人们对大雾的认识是：环境灾害是工业发展必须接受的副产品。英国人一度还认为“煤火和高烟囱已经成为英国的独特制度”，以此为豪。企业老板们以成本上升和利润下降，将使政府税收减少为由抵制政府的环境治理政策，在信奉亚当·斯密自由市场经济的英国政府看来，发展经济高于环境保护，同时，也不愿触动企业界的利益。
法国旅行家笛福曾经对新兴的英国炼铁业中心谢菲尔德有过这样的描写：“谢菲尔德是我见到的最脏、最多烟的城市之一。由于小铁匠铺没有高高的烟囱，加上城市又有许多山坡，这样冒出的烟就直接升到街道上”。
但是1952年冬天的这场悲剧终于使英国人下决心与伦敦雾开战。
1953年，一对情侣戴着口罩在户外约会
1956年，英国政府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空气污染防治法——“清洁空气法案”，大规模改造城市居民的传统炉灶，逐步实现居民生活天然气化，减少煤炭用量，冬季采取集中供暖；在城市里设立无烟区，区内禁止使用可以产生烟雾的燃料。发电厂和重工业作为排烟大户被强制搬迁到郊区。
1968年又追加了一份“清洁空气法案”，要求工业企业必须加高烟囱，将烟雾排放到更高的空域，从而更好地疏散大气污染物。
1974年“空气污染控制法案”出台，规定工业燃料里的含硫上限等硬性标准。在这些刚性政策面前，烧煤产生的烟尘和二氧化硫排放减少，空气污染明显好转。到1975年，伦敦的“雾日”已经减少到了每年只有15天，1980年降到5天，伦敦此时似乎已经可以丢掉“雾都”的绰号了。
伦敦战雾并没有到此为止。八十年代以后，汽车走进家庭，数量激增。汽车尾气取代煤烟成为英国大气的主要污染源。汽车尾气中的铅吸入人体后就再也无法排出，会严重影响人类后代的智力。铅问题遭到英国民众的强烈抗议，一张小女孩戴着防毒面具拿着抗议标语到英首相的唐宁街十号抗议的图片广为流传。
随后英国开始推行无铅汽油，但是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人们发现汽车排放的其他污染物如氮氧化物、一氧化碳、不稳定有机化合物等也极为有害，它们被阳光中的紫外线照射后，会发生复杂的光化学反应，产生以臭氧为主的多种二次污染物，形成“光化学烟雾”。
英国人此时已经对抗雾形成社会共识。从1993年1月开始，英国强制所有在国境内出售的新车都必须加装催化器以减少氮氧化物污染的排放。1995年，英国通过了《环境法》，要求制定一个治理污染的全国战略，设立了必须在2005年前实现的战雾目标，要求工业部门、交通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同心协力，减少一氧化碳等八种常见污染物的排放量。
2000年以后，伦敦也开始关注空气中的PM2.5问题，现任伦敦市市长鲍里斯·约翰逊认为伦敦空气污染80%的肇因来自于车辆的尾气排放，因此于2003年推出交通拥堵费，限制私家车进入市区，即使是美国大使馆的车队也照收费不误。鲍里斯计划到2023年把伦敦私车流量减少9%，与此同时，伦敦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网络，鼓励市民选择地铁或公交系统出行，鲍里斯市长本人则坚持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
伦敦市政府还搞出了很多抗污的新花样。如在伦敦市内污染最严重的玛丽勒博路与上泰晤士街上，投放一种由醋酸镁和醋酸钙构成的灰尘黏合剂，原理类似于胶水，可以有效吸附空气中的微尘，实践证明，吸附剂能减少空气污染14%之高。
政府在治理空气方面也毫不避讳，各种空气监测信息均向外开放，英国公民可援引《自由信息法》，向政府环保机构索取相关数据，不得被拒绝，全民监督。政府治理稍有疏失，主流媒体也不会替政府粉饰遮掩而是大力抨击。
对于传统的排污源——工业企业，伦敦的办法是不能再让企业像以前那样，把治理污染的事件甩给全社会，而是让企业自身承担起排污造成的社会成本。昂贵的成本压力使得企业不得不千方百计地减少排污，反而研制出了不少环保新技术。
今日伦敦已成为一座“绿色花园城市”，城区三分之一面积都被花园、公共绿地和森林覆盖，拥有100个社区花园、14个城市农场、80公里长的运河和50多个长满各种花草的自然保护区。
伦敦战雾经历为工业化的后来国家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是付出血的代价，重蹈英国先污染再艰难治理的老路，还是吸取英国的教训，早早探索与美好环境相和谐的发展之道？相信每一个人心里都已经有了答案。
今天的伦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