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法比安》的故事关乎一个道德主义者的毁灭，一个失败者的沉沦，但同时也具有鲜明的自传色彩。32岁的德语文学博士法比安和32岁的德语文学博士凯斯特纳有几乎完全一样的家庭背景、“一战”应征经历、心脏疾病、都市职业和生活经验，还有直抒胸臆的道德主义倾向——凯斯特纳在后记里三次疾呼“我是道德主义者”，和法比安一样！不过，相较于失业青年法比安，畅销文学作家凯斯特纳离失败和沉沦都很遥远。1931年《法比安》出版之际，自1927年起移居柏林的德累斯顿青年作家刚出版了备受瞩目的第三本诗集；根据他的畅销儿童小说《埃米尔和侦探们》改编的电影也在同年上映，并且大获成功。与小说中逃离都市、在绝望的游荡中“走向毁灭”的法比安不同，文本外的道德主义者正值事业巅峰，跻身城市中产，智识阶层，文化精英。
埃里希·凯斯特纳（1899—1974），德国著名小说家、诗人及儿童文学家，代表作有《飞翔的教室》《埃米尔擒贼记》等。
有关这种割裂的作者身份和文本姿态——享有世俗成功的自传小说作者和他笔下遭遇失败的小说主人公之间的距离——或许没有谁能比本雅明在《法比安》问世同年对凯斯特纳批评得更激烈。在一篇题为《左翼忧郁症
》（1931）
的短文中，本雅明把凯斯特纳视作“左翼知识分子”的代表，批评他的写作服务于一个“姿态和思维模式都陷入宿命论”的高收入阶层。在本雅明看来，凯斯特纳作品的流行和这个享有经济权力的中产阶层的崛起相关，因为他的写作“主题和效应都局限在这个阶层”，回应的是“富足者的忧伤”
（Traurigkeit des Saturierten）
，尽管他“无法用他那反叛的口音打动一无所有的人，正如他也无法用他的讽刺触及那些实业家”。因此，凯斯特纳等人具有道德教化目的的政治写作实际上是“腐朽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模仿”：
“他们的作用从政治上来看，不是建立党派，而是建立派系；从文学上来看，不是创设学派，而是创设时尚；从经济上来看，不是带来生产者，而是带来代理商。……只要他们代表的是资产阶级，他们的政治意义就会在持续的革命反射中耗散，沦为消耗和娱乐的对象，供人消费。”
本雅明在这里批评的是凯斯特纳的诗歌——凯斯特纳从上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在报纸上发表大量实用诗
（Gebrauchslyrik）
，用以社会批判和教化启迪——但同样的批评也适用于小说《法比安》。小说中一个个描绘社会乱象的叙事片段，犹如一帧帧快速掠过的电影画面，也好似一首首接踵拼合的讽刺诗。借用德语文学学者Robert Neumann的说法，《法比安》是一本“被轧制成小说的凯斯特纳诗集”
（zu Prosa gewalzten Kästner-Gedichten）
。于是，在《法比安》出版三年后，本雅明在他的《作为生产者的作者》
（1934）
里又一字不漏地把上面这段原文引了一遍，再次批评凯斯特纳作为一名作者的文学姿态。
“没有任何动静”
如果说《法比安》中确实存在本雅明所说的“高收入阶层”或“富足者”，那么，这个人大概不是每月收入270马克并在小说过半之前就遭到裁员的主角法比安，而是他来自另一个阶层的挚友拉布德。
拉布德家境优渥，知名律师之子，在柏林市中心有两套公寓，父母在柏林郊区有一栋像“希腊神庙”一样的别墅，在瑞士湖畔还有度假房产。凯斯特纳的人物设定很简单，但也相当写实：法比安和拉布德都是文学博士，然而，当小镇市民家庭出身的法比安在为烟草公司写广告文案、付房租的时候，城市上层中产阶级出身的拉布德却能在他市中心的2号公寓里潜心学术，撰写有关德国启蒙时代作家莱辛的教授资格论文。阶层差异在两人世界观和生活观上留下的印记很快显露无遗：法比安在工作闲暇之余的城市游荡中冷眼旁观，“等待着正直获胜”，而拉布德却积极地参与政治运动，在大学里建立“激进资产阶级”团体，为拯救陷入政治腐败的魏玛共和国付出努力；法比安身上沾满了消极的、“我什么都做不了”的愤世嫉俗，拉布德回应他的却总是积极的、“你做得了很多”的理想主义。
消极的愤世嫉俗和积极的理想主义——一组看似多么矛盾的对立，但实际的转换又是那样轻而易举。在故事的结尾，一直积极入世的拉布德遭遇情感背叛，误以为论文被否，经受不住打击，自杀身亡；向来消极观察的法比安经受情感背叛、好友自杀，回到家乡，为了救一个本会游泳的孩子，主动跳水溺亡。凯斯特纳在这两场悲剧结局的设定上充分发挥了讽刺诗人的才华：积极的理想主义者走向了消极的毁灭，被动的愤世嫉俗者却选择了主动的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