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迈克尔·麦尔：
当我想读的书不存在时，我想，我就该写这样一本书了。我喜欢读以宋朝晚期为背景，或者描述有关20世纪初中国帝制溃败、军阀混战时期的中国人的故事。这类书会尽可能记载更多的细节，让人们清晰意识到：一个时代在结束。但实际上，这类书非常少。目前中国也在经历巨大的变化，以此为背景，在《再会，老北京》中，我试图记录胡同里的生活，在《东北游记》中，我试图记录村庄的变化。
这种冲突和碰撞最吸引我的是什么？当新与旧、古老与现代相遇时，冲突不可避免，作为作家去观察这一点，非常有意思。我的这两本书是为一百年后的读者写的。在 2117 年，如果有人想了解中国在目前的转型阶段都发生了什么，他们可以看这两本书。
谷雨：
说到《东北游记》，你带着写书的目的入住大荒地村，一开始想写怎样的一本书？最后成稿和你的初衷有差异吗？
迈克尔·麦尔：
我开始想写一本关于中国民间风俗的书，包括民间歌谣和传说，以及乡下安静的生活——冯骥才指出，中国每天有 80 至 100 个村落消失，我想在它们消失之前去看看它们，去记录它们。但到大荒地村之后，我发现我在北京目睹的那些变化同样发生在乡下。所以我决定写这部非虚构作品。
这部小说好不好，完全取决于我的运气、我遇到的人、发生在我周围的事。实际上，我没有主动改变我要写的内容，是我遇到的现实改变了我的故事。
▲ 麦尔在大荒地村租住的房间的窗外
谷雨：
在为写《再会，老北京》和《东北游记》进行的调研中，你的感受有何不同？
迈克尔·麦尔：
在北京，随便请一位当地人聊北京的历史，他们都很乐意、很兴奋，能侃侃而谈。他们很喜欢历史。收废品的“废品王”是我的邻居，尽管是河南人，他也能谈很多北京的历史。在北京生活的人也很容易接触到历史，比如通过博物馆、报纸、书本、课堂教育等。在北京调研要比在大荒地村调研顺利。
在大荒地村，当我向当地人打听关于乾隆时期、日据时期的情况时，他们经常无言以答。我去吉林图书馆和档案馆，也很难找到相关的记载。我意识到，大荒地存的历史更个人化，是即刻发生着的；更口语化，是个人在经历的，而非皇帝下令让人记录的。
此外，还有一个不同。在北京，我访谈的是陌生人或我周围的人，他们可以说，也可以不说。但在大荒地村，我属于整个大家族中的一员，我访谈的是我熟悉的人、和我有关的人，写熟悉的人要比写陌生人难。
谷雨：
这种纪实性写作的关键之一是细节。在收集材料的过程中，你每天都做日记，记录你和人物的对话吗？
迈克尔·麦尔：
是的，我每天都会记笔记，这是我当老师养成的好习惯之一。同样，这也因为一旦写非虚构小说，我就需要这些材料。
我像是间谍，到处观察、做笔记。坐在那里备课的时候，我顺便做笔记，记录学生们在做什么，老师们在谈什么，走廊里挂着什么，课程表上有什么，大家吃什么……我也记录在回家的路上发生了什么，在博物馆碰到什么样的人……我尽可能记录下所有的细节。
除此之外，我也做正式采访。写《再会，老北京》，我采访和我住在同一个四合院的大娘。写《东北游记》，我采访三姨。我告诉她们，我要对她们进行采访，要录音。我请我的学生将这些采访录音整理成汉字，我再翻译成英语。遇到不懂的地方，我就去找采访对象，让对方解释，看看我理解的对不对。我很庆幸有这些录音，在将书译成中文出版时，它们为翻译提供了很重要的参考。
谷雨：
你的普通话不错，但东北有一些方言，你会因此遇到语言障碍吗？
迈克尔·麦尔：
的确，这些方言对我而言太难懂了。遇到这种情况，我会问对方，“你在说什么？”，或者寻求朋友的帮助。有时有人对我说东北话，看我听不懂，也会用普通话再讲一遍。
幸运的是，我两本书中涉及的大多数人物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都会讲普通话，比如学校的老师、学生和家长。三姨是干部，她也讲普通话。
谷雨：
你曾说，吸引你写大荒地村的原因之一是你和这个地方的距离感，这也是你了解这个地方的冲动。书稿完成后，这种距离感依然存在吗？
迈克尔·麦尔：
我时刻感受到这种“距离”感，因为我不可能成为他们真正的老乡。我可以随时到机场，买张机票，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永远不再回来。
书稿完成后，我觉得和大荒地村的人更亲近了，因为我和他们聊天，观察、记录他们的生活，我也很关心他们。但是，我从来不会假装自己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