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塔格对此的痛恨体现在他为1979年在伦敦海沃德画廊（Hayward Gallery）举办的展览“思考近期英国摄影的三个视角”（Three Perspectives on Photography: Recent British Photography）撰写的尖锐文章《摄影实践的社会主义视角》（
A Socialist Perspective on Photographic Practice
）。
他在图录文章中呼吁“新的真理政治”，而
“真理”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逐渐成为其写作的核心关注点。
比如，塔格在1980年出版了由德国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家和历史学家马克思·拉斐尔（Max Raphael）编辑的文集；
1982年，他的文章《照片的流通》（
The Currency of the Photograph
，首次发表于1978年）收入维克多·伯金（Victor Burgin）编辑的重要摄影文选《思考摄影》（
Thinking Photography
）。
其间，他加入《屏幕文化》（
Screen Education
）杂志的编委会成员，这是一份通过观察艺术、教育、电影、电视、摄影与法律等特定领域，进而构建
“表征的政治”
的英国期刊。
在完成委员会的工作之余，塔格的个人写作很快便带有精神分析、女权主义、符号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元素。
1980年，塔格在《屏幕文化》杂志发表了一篇由两部分组成的文章，这可能是他在此类论述中最具影响力的案例。这篇题为《权力与摄影》（
Power and Photography
）的拓展评论开拓式地将福柯的著作与摄影史相互联系，并追溯规训权力的传播方式及其在各种旨在确定身份的摄影实践中的影响。塔格认为，这些影响偶尔体现在照片中：
我们开始看到重复的模式：隔离的身体，狭隘的空间，屈服于不可逆的凝视，审视姿势、脸庞与容貌，清晰的光线与精确的焦点，姓名与号码牌。它们是重复无数次的权力的痕迹。无论摄影师身在拘留所、监狱、咨询室、精神病院、收养院或者学校，一旦准备拍照，都是如此。[3]
虽然塔格的分析聚焦于摄影在监狱、精神病院以及其他监禁机构中的使用，但他拒绝将权力和禁律结合在一起。
“我们必须彻底停止从排斥、镇压、审查、隐瞒、根除等否定的角度描述权力的影响。事实上，权力能够生产。它生产现实。它生产对象的范围、语言的体制以及真相的仪式。”
[4]诚然，塔格引用了福柯对权力的描述：“它是特定社会中复杂的策略情境的名字，”[5]并表示，只有从这些角度理解了权力，我们才能与之对抗，而这种抵抗“以分散的、局部的、多元的形式存在”。[6]他的文章可以当作此类抵抗行为的实例，在为常见的现代主义艺术史的学术研究提供一种模式后，便主宰了这一领域。
塔格曾帮助英国利兹大学（University of Leeds）创建艺术社会史项目，后在1985年离开英国，移居美国，并最终在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inghamton）执教。自此之后，他继续对西方摄影的论战产生影响，并通过其学生影响了韩国等地的摄影研究。1988年，他的文集《表征的重负：论摄影与历史》（
The Burden of Representation: Essays on Photographies and Histories
）出版，（西班牙语版与中文版分别在2005年、2019年刊行，）其书名与副标题的多元化已成为摄影话语词汇中的常见元素。书中共收录七篇文章，其中六篇曾发表于《屏幕文化》与《10：8》（
Ten.8
）等杂志，并附一篇内容宽泛、自我批评的“导言”。
包括《权力与摄影》在内的所有文章均关注现代国家对摄影的工具性运用，并将特定的摄影实践置于赋予其证据力（evidentiary force）的历史语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