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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上大学时，他迷上了欣赏葫芦和收藏葫芦，居然在燕京大学校园旁的菜园里真的种上了自己的葫芦。一边上课，一边惦记自己的葫芦，也算是一绝。这在今天的大学生中，恐怕是难以想象的举动。可是，正是这种“不务正业”，却于不经意间履行着一个文化人的历史使命，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民俗研究和艺术研究的学术之路。捧读他这些年出版的一本本著作，不能不对此感慨系之。
在五六十年代的京城文化圈，王世襄位于东城芳嘉园的小院实在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文人聚会的场所。
在写作传记《人在漩涡——黄苗子与郁风》时，我第一次从这对夫妇那里听说了王世襄的一些故事。他的这座四合院是父亲置下的家产，为三进院。1957年以前，中院只有他一家居住。反右风雨的前夕，王世襄结识了黄苗子。当时，黄苗子郁风一家住在东单栖凤楼一座小院，同住的先后有吴祖光一家、音乐家盛家伦、北京电影制片厂制片主任戴浩一家、音乐家邬析零一家。楼下的一间大厅和两间侧室，曾由吴祖光介绍，成为上海《新民报晚刊》驻北京办事处，这样，《新民报晚刊》的总经理陈铭德、邓季惺夫妇也经常来此旅居。
在反右开始之后，这座小院被视为不可容忍的、让人生疑的右派文人相聚的场所。一位文化部主持反右运动的副部长，曾直接明确地说不能让这样一批人再住在一起。这样，黄苗子郁风一家便准备另搬他处。正在这时，他们认识了王世襄。
田家青和王世襄先生
王世襄当时在音乐研究所工作，时常来到栖凤楼拜访颇有音乐史学问、曾演唱《夜半歌声》电影插曲的盛家伦，和黄苗子郁风虽无深交却也相识。他听说黄苗子郁风想搬出栖凤楼，就主动提出让他们搬到芳嘉园与他一家同住。
一次他对我说：“我是个书呆子，从不问政治。我到西观音寺去串门，看盛家伦。听说黄苗子他们正想找地方住，我说我有，到我这儿来。当时已经开始反右了，我的情况也不妙，但我没有想到这些，这说明我这个人头脑简单。不过，物以类聚，其实没有别的什么。”
黄苗子郁风搬到王世襄的小院，住进东厢房的五个房间。在这里，黄苗子郁风一住就是二十多年。用黄苗子郁风的话来说，在芳嘉园的主人王世襄、袁荃猷身上，他们感受到现代社会中文人极为难得的沉静、陶醉、投入、执著。
黄苗子先生
刚到芳嘉园，黄苗子郁风便惊讶地发现，许多精美的明代家具，居然堆满了王世襄家中的房间。高条案下面是八仙桌，八仙桌下面是矮几。有的明代家具，就成了家中的用具。光滑而显露木纹的花梨木长方桌上，放着瓶瓶罐罐，紫檀雕花、编藤面的榻上，堆放几床被褥，就是主人的床。大书案边上的坐具，是带脚凳踏的南官帽大椅，结构精美的明代脸盆架上，搭放着待洗的衣服。黄苗子郁风看见，王世襄常常把家具扛出扛进。除了去修理外，他还不时将家具扛出大门，雇平板车运到照相馆去拍照。这些古代家具，都是王世襄数十年间跑遍了各地而收集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