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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需要钱学森，是因为他是空气动力学家，是火箭、导弹的权威。而当时的国际环境险恶，落后就要挨打，因此必须集中力量进行两弹一星的研究。钱学森回国后受命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
当时需要邓稼先，是因为他的研究方向是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理性质，这是制造核武器最需要的人才类型。我国面临落后就要挨打的窘境，对原子弹与火箭的渴望程度是相同的，所以他自然也是国内急需的人才。
当时需要茅以升，是因为他是建筑、桥梁领域的顶尖人才。在建国十周年左右，启动了一批重点建设项目。茅以升担任人民大会堂结构审查组组长，并主持设计了武汉长江大桥。这些基础建设项目是当时国内急需的，所以建筑人才自然也是急需的。
而杨振宁是研究啥的呢？他是研究理论物理的，专长在统计力学、凝聚态物理、粒子物理、场论……咱们理解不了，但笼统地说，都是当时国内并不急需的，或者说，都不是那么实用的。这就像一个还没吃饱的人，是不会有闲心学习品酒的。
正因为当时国内百废待兴，所以勒紧裤腰带搞出原子弹，集中资源搞一些基础建设项目，是必然的选择。客观讲，当时国内的环境也的确无力为杨振宁的这些研究项目提供设备和资金。
类似这种所学并非国内急需，从而回国后遭遇尴尬的例子，数不胜数。比如地摊文学中常见的林徽因生命中的两个男人——丈夫梁思成和爱慕者金岳霖。
梁思成在美国学习的是中国古建筑（在美国学习中国古建筑，听起来滑稽，但事实就是国内当时并不把建筑当成一门学问），主要学术成果也在此，并因为在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但建国后，北京城的市政规划是拆除牌楼，并对古建筑进行大规模拆除，这与梁思成想保护古城，另外建设行政办公场所的思路完全相悖。从现在的角度看，保护古城天经地义，但在新中国刚成立时，放着成型的办公场所不用，另外建设新北京城，无疑是劳民伤财的，甚至是迂腐的想法。一位古建筑研究者，在那样的环境中，自然无法施展才干。
而金岳霖的尴尬就更有代表性。他的专长在哲学和逻辑学，但在数理化为王的大背景下，这些显然并非当时国内所需，也没什么人想学。他也由此深感英雄无用武之地，后来只得改变学术方向。有研究者认为，金老的后半生是个悲剧，因为他背叛了他以前的学术理想。话有点狠，但他也确实有苦衷。
再比如另一位物理学大师级人物束星北。我们都知道，李政道与杨振宁同获诺奖，而束星北正是李政道的老师。他早年研究方向是相对论，建国后由于工作需要，转向研究大气动力学。但从1955年起，他的工作就被迫暂停，受到了迫害，直至1979年才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四年后的1983年，束星北因病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