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我们村子不大，总共也就一百多户，鼎盛时不过五百多人，现在老的老，搬的搬，估计只剩下一半的人口。
有人，就得有管事的，也就是村官。村官分两个体系，一是村里的党支部，书记，副书记之类的，但是党支部除了偶尔开会，并不主导村里的大事小情，所以权利都落到了村委会手里。村委会包括村长，副村长，文书会计和妇女主任，这些村官里，村长的权利最大，堪比旧时代的土皇帝。
小时候，村子里有一个老村长，据说连任了好多年，后来老死了。老村长死后，正好村里搬来了很多朝鲜族人，村里公开选举村长。汉族人在那次选举中表现了极高的团结和统一，大家一致认为不能让外来的朝鲜族人当上村长，不然大权旁落，村里绝对不会太平。所以那年选举，村长是个汉族人，而能干的朝鲜族人只当上了副村长。过了两年，村民们觉得那个汉族村长不行，又张罗着重新选举，自然朝鲜族人当上了村长。
朝鲜族人当村长那一年，正好他家女儿结婚，全村人不管有没有人情往来的都去随礼，起码是一百块起步，大家都希望能巴结巴结村长，以后村里修路挖渠，放水灌地的时候能少出工，多受益。
结婚那天真的是空前的隆重，村里哪个大户人家办事也没那么热闹。全村人都去祝贺，朝鲜族的汉族的，随礼的人太多了，坐席坐不下，饭菜都不够吃，大家也不在乎，把钱交了心里就安生了。
当天晚上吃过饭，我妈带着我去村长家上礼，上完礼我们站在院子里看来庆贺的朝鲜族人跳舞，他们一边哼唱“抖垃圾”一边把双手举过头顶跟着节奏舞来舞去，屋里炕上地下全是人，院子里也都是人，朝鲜族人穿着花花绿绿的民族服饰，汉族人穿着颜色灰暗的普通服饰，院子正中间还有一个跳象帽舞的老头，他的脑子尖上连着一根筷子一样的棍子，后面拖了一条一米多长的彩色缎带。老头不停地晃脑袋，彩带一圈一圈，绕的人眼晕，我看的出奇，想着饶了这么多圈难道老头不头晕吗？
我们站在院墙边看了一会，就往家走了，我妈说这一百块钱就当是上供了，不求他偏袒我们，只求明年春天放水的时候别给咱家穿小鞋就好。
朝鲜族人是极其聪明的，村长当的滴水不漏，正好那几年村里修路，国家要求村村通上水泥路，全村人既要上工又要交钱，收的钱加上政府的补助，好歹把村外的路建好了，村里的路却还是泥土路，下雨天一踩陷一脚泥，但是村长说修路款只够修国道的，不包括村路，村民们也就不敢再有什么说法了。
隔年，村长家就买下了隔壁老边家的房子，两户院子打通成了村里最大的院子，又盖了一长趟正屋，就连院子里都浇了水泥地坪。村里人背后都说村长贪污了修路款，但是那几年村里账务不公开，况且记假账也是极容易的，所以大家也是敢怒不敢言。好在朝鲜族人去韩国打工都挣了钱，村长也不再守着村里这有限的资源，就辞了村长的职务，去韩国打工了。挣了钱回来把房子卖给了高闯家。
村里迎来了又一次村长选举，这次争夺村长宝座的是陈二民和张素刚。陈家和张家都是村里的大户，各自家族的支持者都比较多，而且陈家和程家有很多联姻关系，所以陈二民在选举中比较占优势，但是最后唱票的时候，张素刚的得票反而比较多。原来村里的小姓散户都投给了张素刚，因为程家在村里偷鸡摸狗横行霸道名声很差，大家都怕陈二民当选后程家更是狐假虎威为害乡邻。
按理说张素刚上台后该是感恩戴德的，毕竟我们白家所有的票都投给了他。而且当年他穷的时候没少到我家倒尖挪钱，我爸妈从来也没含糊过，自认也算与他交好，没成想他不止不偏袒我家，在丈量土地的时候，因为我爸妈搞不懂到底是什么政策，不肯提前签字，他竟然当着土地局的人破口大骂，好歹我爸妈也是比他年长二三十岁的老人。
换届选举的时候，张素刚提着水果烟酒来找过我爸，我家没收他的礼，也没说不投给他，但是要好好考虑考虑。这时候，我四大爷来我家给王岩说情，说王岩家和他家是沾着点亲戚的，投票给王岩就可以保证我五大爷，白二和白东升都吃上低保，我爸也没答应，他怕选错了任何一个，另一个上台后给我家穿小鞋，所以那次选举，我家投了弃权票。
王岩上台后，果然给白家多了几个低保名额，每年有国家发的白面挂面，还月月给钱。但是我爸被村里人打了，或者跟谁家有矛盾需要调节，却从没见王岩管过。当初想着两下都不得罪，最后却又都得罪了。
村里除了村长，还有会计文书，名叫赵利。赵利妈妈和我妈关系好，每逢年节我妈都拉着我过去坐坐，平日里说说笑笑，感觉特别交心。他家赵利结婚，生子，满月，周岁，老人生日等等，甚至媳妇做小月子，我家都去随礼，结果我和我姐结婚，他家一份礼都没还回来。
我上大学那一年，想办贫困证明好申请国家助学金，找了赵利两三回，赵利都推说不知道怎么写，不知道有没有格式要求，不好随意盖章等等原因，最后说我有两个曾用名，最后证明就是没开成。
后来赵利的瘸儿子要娶媳妇，到我家让我妈去阿姨家给他借高利贷，说村里的钱他不能公款私用，让我妈给贷三万，我妈碍于他是会计，就把阿姨家的钱贷给他了。结果第二年，赵利的儿媳妇就跑了，每次我妈去收债，赵利和他爸妈联合卖惨，到最后钱还是阿姨亲自来了两三次堵着家门口好歹要出来了。从那以后，阿姨再也不敢通过我妈在农村放贷了。
村里除了这几个男村官，还有一个妇女主任。
早年计划生育期间，妇女主任的权利是非常大的，决定着全村的“生杀大权”。那些年，村里的妇女主任一直是程老六媳妇，她生性泼辣，能说会道，经常带着镇上的计生办在村子里扫荡，如果逮着偷偷怀二胎的，旧拉去镇上的卫生所强行堕胎，有的孩子打下来已经有了人形。我妈怀我那年，我妈怀着我在姥姥家躲了大半年，直到我出生，程老六媳妇隔三岔五就带着镇里的领导到我家要罚款。最严重的一次，她带着人把我家炕上和地上的箱子都翻开了，衣服被褥都翻遍了，家里确实没有钱，也没有像样的家电，气得她们把那几个装衣服的木头箱子都扔到了院子里。
我妈抱着我在炕里哭，让我姐把外裤脱了给他们看，说你看我家老大是蛇皮（鱼鳞病），不健康，这样我们才要生二胎的。程老六媳妇啐了我妈一口，说我还不知道你们，你们不就是想生个儿子吗！我妈又求她少罚点，她起身出门，头都没回的说两千块，少一个子都不行。最后我爸妈到底是回了姥家，借了两千块，连上手续费，花了两千一百五十块，买了我这个闺女。
那年正好陈丽君家也生了个二胎。陈家和程家是亲戚，计生办的来了，程老六媳妇就提前通风报信让他们把二丫头藏起来，她也不上报陈丽君家超生的情况，帮着他们躲过了计生办的扫荡。第三年，陈丽君家生了个儿子，按理该瞒不住了，但是程老六媳妇搬出了“头胎是女儿，二胎可再生”的条例，把二丫头和吃奶的小儿子上户口写成了龙凤胎，在计划生育最严的念头，他家不仅没被抄家，而且最终一分钱也没罚。
程老六媳妇老了之后，得了很严重的糖尿病，她儿媳妇继承了妇女主任的光荣称号。近几年，计划生育也没那么严了，只要交钱，就可以生。妇女主任也没了以前那么多油水，不再有人因为超生偷偷去给她家“上炮”，但是每年春天，她家都会领会一包一包的计生用品，她们也懒得下去发放，就由着自家孩子拿着玩，因此她家孩子经常可以玩到淡粉色的避孕套气球。
这几年老辈人都死了，孩子也越生越少，朝鲜族人都搬走了，打工的也渐渐不回去了。村里的干部都换成了年轻人，听说最新一届村长是我的小学同学，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治理好村庄，带着人们走向富裕。我只知道村里人越来越少了，留下的即使政策鼓励二胎也不愿意生孩子，妇女主任这个职务也是可有可无了。会计文书还是要传下去的，我看赵利的瘸儿子就不错，媳妇跑了又在网上勾搭回来一个女网友，这么看他算账和文采应该都是不错的，当个会计文书绰绰有余了。
随着人的离去，村庄也日渐凋敝。没人住的院子里长满了杂草，水泥院墙裂纹了，铁栅栏和大门也生锈了，房子的山墙裂了窗户碎了。想的开的人家把房子扒倒了，把房号租出去让人种菜扣大棚，有的也种上了玉米。隔几户人家就有一块空地，本来不大的村子显得更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