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冬：怎么发觉的？
钱：他对我那时的特权一直不服气，有一天硬是打开门来，发现我没读书，而在看侦探小说，就跑到爸爸那里去告状，说大哥没有在准备考试，他在看亚森·罗苹！结果父亲把我教训了一顿，说你是长子、长孙、长曾孙，假如你不好好念书进不了大学，以后你怎么办？后面两个弟弟要跟着你怎么走？我才突然了解到责任重大，认认真真看了一个礼拜书就去考试了。
后来我父亲叫我念台湾师范学院附属中学，我就去了。大概五十年后吧，有一次我问我父亲当时为什么叫我念附中，因为建国中学的声誉还稍高一些。他说建中在城里面，你这家伙考学校的时候都不好好念书，到时候一定要逃课的，附中呢，是在稻田里面，想你也跑不了多远，所以就叫你念附中。后来我两个弟弟也都念了附中。
附中好在哪里呢？老师真是好！到今天我们毕业已经五十多年了，凡是在那六年里教过我的老师，我一个个都记得。初一开学第一天，老师对我们说，你们是实验班。我听了以后心里就老大不高兴。放学回家爸爸问今天怎么样？我说倒霉。他说倒什么霉？我说第一我们是实验班，第二我们导师是个女老师。
冬：女老师不好吗？
钱：那时候我刚满十一岁，对男老师、女老师很当作一回事。爸爸就问我什么是实验班，我说实验班就是初中升高中不用考试的，初中四年加高中两年，是一个学制上的实验，为了避免文理课的重复之类的，我不喜欢做实验品。我们的导师叫王民强，她对我们很多同学的一生都影响非常大，首先就是人格上的一种塑造。她是北京师范学院毕业的，经常讲到抗日那时候的事情，我相信我们班六十多个同学的民族观念都是从她那儿得到的。她穿阴丹士林的蓝布褂子，洗得已经泛白了，扎个大辫子，非常朴素。后来初二的时候，来了一个英文老师，穿高跟鞋、蕾丝洋服，我们是大大不以为然。有个同学在课堂上举手提问：老师，你为什么穿渔网做的衣服？她说，我穿这个怎么了？那同学就说：老师应该穿阴丹士林的布褂子，而且要洗得泛白才行。（笑）
王民强老师有一句话，对我这一生影响相当大。刚开学她就说，现在社会上风气太坏，贪污的人很多，学校里的风气也坏，考试都作弊，现在我们就决定做一个实验，你们是五个班同学里面选出来的一个班，你们是荣誉班，从今天开始考试不监考。我还举手说：老师，有人作弊怎么办？她说作弊你们自己处理。就这一句话。
冬：这么大的信任。
钱：这就使得我们这些小萝卜头非常不一样，最主要的就是对自己的期许不一样了，所以对自己的要求就很高。高中升大学的时候又是幸运，那一年是五六万个考生，台大那时候我记得是取一千多人，有一半名额是给东南亚的侨生的，另外还有105个保送名额，可以直接进台大，结果我居然被保送进去了。
冬：台大毕业以后就去了美国？
钱：我父亲那时候在工矿处做事情，管全省的电力，全省任何一个工厂、矿山出了事故，凡是跟电有关的，他都得去看，去做安全检查。通常他会带我去，所以那些盐田、矿山、工厂我全都跑过。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已经把全台湾廿几个县市都跑下来了，觉得应该再去外面看看，所以就决定到美国去。
那时候关于美国的信息非常少，也不知道要申请什么学校，我就跑到美国新闻处去查资料，一百多本校刊摆在那儿，我看得也烦了。后来我就问，中国第一个留美的容闳是去哪里？人家告诉我是耶鲁大学，我说那我就申请耶鲁大学吧。人家又讲，你申请一个学校是不行的，总得再申请一个。我问富兰克林办的是哪间大学，人家说是宾大，我就又申请了宾大。他们说两个都是长春藤学校，太冒险。我就又凑了个南卡，都是稀里糊涂的。
冬：后来就去了耶鲁大学？
钱：对。当时还有一个插曲。申请到奖学金以后要交保证金，我记得是2400块，还要准备旅费，家里拿不出来那么多钱。这时候呢，我父亲的一个朋友，不熟的，派人送了个信给我，叫我去看他，我就去了。他说，听说你要出国了？我说奖学金是申请到了，但是走不走得成还是个问题。他就问我怎么回事，我说是保证金的问题，他说这个钱我借给你。我说还有机票的问题，他说机票我送你好了，我说您不要送，您借给我，他就借给我了。
他还叮嘱了我几件事情：第一，去了以后不要急着还钱，不要拼命省钱。第二，在那边最重要的还不是学知识，而是要了解美国这个社会是怎么运转的。他说你毕业以后工作两三年再回来，因为念书的时候都是在学校里，外面怎么样都不了解，最好工作两三年再回来。他说，你要下定一个决心：三年之内不要批评美国，就观察。我问他批评有什么坏处，他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批评完了就觉得尽了责任，就不去了解，不去想怎么改革自己的社会，这就大错特错了；美国这个社会再糟糕，全世界的人都拼命往那儿走，总有它的长处，你们如果把那套学会了，将来大家就是拼命往中国跑了。
冬：那时候就有这样的远见！
钱：他从来没出过国，也不会英文，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叫方仲豪，我想方伯伯假如地下有灵的话，我要感谢他。我一到美国就把钱寄回台湾，借给朋友，因为觉得美国这边的机会实在是好，告诉朋友不管怎么样都要来，来一年两年回去都可以，但是要来看看这里的天地有多大，学学人家是怎么努力的。我这一笔保证金就让四五个人出来了，一个到了以后再立刻寄回去，另一个到了再寄回去。
冬：方先生的这笔钱太珍贵了。
钱：由于当时时局的耽误，我到耶鲁报到的时候，第二个礼拜就是期中考，那时候真是完全不了解情况。我记得考的是经典力学的题目，考完自己感觉还不坏，但是分数打下来很低，给我一个H。当时我想，A、B、C、D、E，排到H的话不成体统啊。我就跟和我一起做实验的美国同学说，我感觉考得还不错，但分数很低；他说你去跟老师谈啊。我就跑到老师那儿去，把分数给他看。他说，噢，你对分数不满意啊？我说好像低了一点，他就大笑！他说你大概对耶鲁不熟悉，我们的H是honor，荣誉，是最高分，然后是VG，也就是very good，然后是good，然后是fail，最后是NP，not pass。他说，你还想要多高？（笑）
那时候留学跟今天完全是两码事。我还记得他们一个月给我100块美金奖学金，我就立刻寄50块回家，当时50美金在台湾就相当于2000块台币，是不得了的待遇，相当于一个陆军上尉12个月的薪水，所以我家里的生活一下子就改善很多。
出身清寒一些其实有很大好处，我从初中开始就做家教贴补家用，从小有一种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也不是父母教出来的，就是晓得大家要过日子嘛。可能现在的年轻人生长环境太好了，反而丧失了承担责任的机会，这是一个绝大的损失。
钱：1966年，我在耶鲁念完博士，因为在东岸待久了，就决定到西岸去，在UCLA待了三年。西岸实在是金光闪闪，好莱坞生活不习惯，就再回到东岸，去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之所以喜欢这个学校，是因为它比较小，到今天为止，它还是一流大学中第二小的，最小的是加州理工大学。去的时候很天真，就想在那儿待三年，等小孩长大，因为那儿的气候比较温和，空气新鲜，还有就是海鲜多，螃蟹都是一篓一篓吃的，一篓大约12打，当时是7块美金。
没想到刚去不久，“钓鱼台运动”爆发，立刻就被卷进去了。这在我一生当中是一个变化，虽然当初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那时候学生出去得很少，需要人保护，比如说FBI打个电话问学生，学生就慌了，我那时候是很少几个年轻的助教授之一，他们都来找我，我就被卷进去了。“钓鱼台运动”闹了很久，“4·10游行”过后，9月在安娜堡办了一个营火会。在这个营火会之前没有左右、红白的分别，但是从那时候开始就有不同意见了。之后就分开了，有的搞统一运动去了，有的回台湾了。
我呢，当时留下来继续争取，因为觉得这么大的运动总得有个结果，要在法理上有个结果，就是主权的问题。那时候参议院正在审查美国“归还”琉球的那个条约，我们就进去说，美国对钓鱼台没有主权，日本对钓鱼台就没有主权。反反复复跟外交委员会谈，最后他们同意在里面加一个附加说明，意思是说，只把钓鱼台的管理权交给日本。
冬：是管理权，而不是主权。
钱：对！美国把管理权交给日本，至于主权问题，要中日两国自己去解决。加了这么一条。这一点当时我们是坚持的，现在回头看，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七十年代末期我回了一次台湾，结果发现我果然在黑名单上，原因就是“钓鱼台运动”时我们把台湾“驻美大使”周书楷的无能暴露出来了。其实也算不上什么暴露，就是每次见他，他说什么我就记什么，我们做了记录，往外散发。他必须向上面有个交待，就说是“一小撮共产党同路人”搞出来的。所以当时回台湾就受到特别＂关怀＂，虽然也没有明说不准我回去。
那之后的十来年，就是很简单的学者生活。那时候我们已经有三个孩子了，我每周两次从巴尔的摩飞到芝加哥，因为家在巴尔的摩，实验室在芝加哥，坐飞机要两小时，所以通常都在飞机上备课，另外还要飞到加利福尼亚去做实验，全部时间都用在教学和科研当中。
就这样到了1979年，又进入了另外一个阶段，那也是稀里糊涂碰上的。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后，中美关系开始有变化，我就跟霍普金斯大学的穆勒校长谈，我说这个转型应该由学校来主导，否则完全靠误解而不是了解来推动。他说，这个事情很大，我们一时管不了。
到1979年，刚好万里去我们那里访问，这么接触下来就跟万里很熟，第一天见面万里就请我做“参谋总长”，谈了好多问题，有的很小，有的很大。那年的感恩节，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带了十个大学校长访问美国，事先我也不知道，是大使馆打来电话说，有些人想见你。我问是什么人，他讲了一大堆名字，我一个都不知道。第二天就碰面了，匡老当时就邀请我到南大访问，我同意了。
那天谈完以后，我发现他一直不走，跑到我办公室来了，问我晚上有没有空，我说我晚上要备课。后来他问到第二次的时候，我想他大概是有意思在里面，我忙说有空有空。他说，要不要一起吃饭？我就临时请他到我家吃饭。我还记得我是五点钟打电话给我太太，六点钟，40个人就到了我家。
冬：这么多人？
钱：我本来以为他们就10个校长嘛，结果发现还有10个陪同。他们第一次来，总得有陪客吧，想多找一些人帮助他们了解美国，所以又找了20个陪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