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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那里以小兴安岭为天然屏障，气候温和，有霜期短，土质肥沃，适合种植春小麦、大豆和玉米等作物。人们常用“捏把黑土冒油花，插根筷子能发芽”，“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来形容那里的富饶。那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正等着热血青年们的到来。
王进明他们人在课堂上，心却早就飞到那里了。终于盼到了出发的日子，1955年8月30日。
为了帮助垦荒队实现“不要国家一个钱为国家作贡献”的口号，团市委在全市青年中掀起了捐钱捐物活动。短短十余天，全市青年就捐助69698.4元。团市委用这笔钱为垦荒队在当地准备了35匹牲口、10副新式农具、2辆大车、3000亩耕地的种子，以及全体队员一年的口粮。
考虑到东北天气寒冷，条件较差，临行前，又特地为每人购置了一件老羊皮袄。
出发那天，北京各界青年1500余人及队员们的亲属在前门火车站为垦荒队举行了隆重的欢送大会。
火车开动了，前方是建设一座“北京庄”的理想，身后却是抹不掉的牵挂。
杨华的老父亲年迈有病，哥哥在首钢当工人长年不在家，妹妹尚未成年，妻子还带着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他是家里唯一的壮劳力……
庞淑英父亲早亡，姐姐嫁到了河南，北京的家中只有一个刚成家的哥哥。参加垦荒队的事她只和兄嫂通了气，母亲至今还被蒙在鼓里……
但是，车厢里的垦荒队员们深信，有一个地方更需要他们，他们的青春热血将与共和国的富强连在一起。即便多年以后，这样的情怀仍然支撑着他们在那里贡献着余生。
垦荒队举行“开荒第一犁”仪式，萝北县委书记阮永胜为仪式剪彩
火车开了三天三夜。到了萝北县城，目的地却还没到。
垦荒队员们要去开荒点，距离县城还有30多里路，坐汽车还要1个多小时。载着垦荒队员的汽车行驶在起伏的“路”面上。
从县城到开荒地点本来没有路。为了迎接北京来的志愿者，萝北县团委特意组织青年团员们，愣是用镰刀割出了这样一条草路。沿途必须经过一条河，萝北青年便在河上搭起了两座木头桥，汽车过桥时，嘎吱嘎吱直响，车上的队员们听得个个提心吊胆。
垦荒驻地终于到了，它设在一片桦树林里。说是营地，迎接队员们的，其实就是一根棍子上绑着一面红旗，以及当地青年支援的干草和木头，一捆一捆地堆在木杆旁边。这就是开荒者所能拥有的生活和生产物资。
驻地四周没有一户人家。周围全部是交错在一起的树林和草甸子。树是抗寒的桦树，大腿粗细；草是大小叶樟，齐人胸高。漫山遍野的绿色，不时传来阵阵兽鸣鸟叫。再往远处，北面是小兴安岭支脉凤鸣山，鸭蛋河从山下蜿蜒而过。西边的嘟噜河，是黑龙江的一条支流，河上搭起的那两座简易木桥，日后还将成为队员们往来县城的必经之路。
一切要靠他们自己了。队员们竖起垦荒大旗，清杂草，砍树枝，在刚刚清理出的平地上支起了鹤岗矿工赠送的大棉帐篷。女队员用木头支床，男队员用小树枝铺地，垫上茅草当被窝。
由于纬度高，北大荒一带天黑得特别早。才下午4点多，太阳就落山了。
这是队员们在荒原度过的第一个夜晚，帐篷里的马灯是唯一的照明工具。
虽然只是初秋，但荒原里的夜风依然刺骨。尽管舟车劳顿，疲惫不堪，但所有人在那个晚上都失眠了。
远处的阵阵狼嗥终于消失的时候，天已经开始亮了。
9月4日，正式开荒。动工之前，有一个仪式，简单而又隆重。垦荒队书记陈启彬和队长杨华带领大伙排好队，站得笔直。他们面对茫茫荒野，庄严宣誓。“我们宣誓：第一坚持到底，不作逃兵，要把边疆作家乡。第二，勇敢劳动，打败困难，要把荒地变成乐园。第三，服从领导，遵守纪律，决不玷污垦荒队的旗帜。第四，完成计划，争取丰收，为后来的青年们开辟道路。”
宣誓完毕，全体队员在那张写有誓词的红纸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杨华从萝北县委书记阮永胜手中接过火把点燃第一把火，又传给陈启彬书记点燃第二把火，就这样接力式传下去，最后一名队员接过火把，走向荒地点燃了面前的干草堆，火苗一蹿而起，很快映红了北大荒的天空。
在火光的照耀下，队员们在烧过的地方摆好了4副开荒犁，杨华、陈启彬、庞淑英、李秉衡各扶一副犁杖，对头前拉犁的牲口喊出了第一声吆喝……
两三年以后，被划为右派的诗人艾青也来到北大荒。他用笔真实地记录下人们烧荒的激情：“好大的火啊，荒原成了火海……野火烧不尽，禾苗起不来！快磨亮我们的犁刀，犁开一个新的时代！”
荒原飘起了第一支青年垦荒队的旗帜。
老垦荒队员杨满、王进明、荆焕峰（从左至右）
一片又一片焚烧过的荒地被铁犁头犁开，昔日荒草掩埋的大地，翻出了丰腴的黑色肌肤。
在一次次地跌倒爬起后，这些城里来的姑娘小伙竟也成了扶犁开荒驾车伐木砍柴打草的行家里手，他们在艰苦的劳作中享受着改变大自然的乐趣。但大自然自有它的手段。
开拓者们首先遇到的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他们遇到一种当地人俗称“小咬”的小昆虫，“小咬”会追着人猛咬，被它们咬过的皮肤会很快泛起红色的疹子，痒得难受。而到了中午，成群的瞎虻又接着骚扰大伙儿，直到傍晚。晚上迎接垦荒队员的，则是数不清的蚊子，连续轰炸到第二天早晨。周而复始，大伙这样调侃说：“一天三遍咬，蚊子瞎虻和小咬。”
女队员想了个辙，用布蒙住头，只在眼睛、鼻孔、嘴巴处挖几个洞。男队员则自己发明了防蚊虫“面罩”。“早上起来，先洗完脸，然后拿泥巴把脸、脖子、手臂都涂严实了，不然一天都得和蚊虫作斗争了。”王进明老人回忆说。
进入10月份，天气很快转凉了。每天只有中午太阳高挂的时候还有一点暖和气。为了加快速度，赶在土地上冻前多开垦一些土地，开荒由原来的四副犁增加到了九副犁，县里又给送来一些马匹。每副犁八匹马排成分列式，犁过之处用不了多久就结了一层薄冰。一天活干完，浑身上下都是泥巴，鞋子也湿得直滴水。但晚上睡觉时，谁也不敢脱鞋，脱了第二天鞋子就冻得和冰坨一样，根本没法穿。很多队员手脚指甲都冻坏了，队员周俊的鞋和脚冻在一块，脱不下鞋就去烤火，烤化了一脱，十个脚指甲盖全掉了。
进入11月份，土地已经上冻，这时，吃饭开始成了问题。
因为天冷，一锅水架上干柴，一连3个小时也烧不开。蒸窝头时，下面一屉已经熟了，上面一屉却冻成了冰。
每天除了早饭能吃上热的窝头，另外两顿就只能把窝头揣怀里，边干活边焐着，用身体的热量保持一点点热气。但杯水车薪，窝头总是冻成冰疙瘩。说是窝头，其实就是一个大面坨，每个都有1斤半左右，中间捏出个比牛眼还大的窟窿眼，蒸好后塞上咸菜。男队员一天三个，女队员一天两个。
“刚开始都不会做饭，窝头捏得太扎实，根本蒸不熟，拿着砸墙都不碎。”杨华说。后来只好请来县里的张大婶手把手教队员们做饭。吃饭的时候，一口雪水，一口窝头，艰难下咽。没有热菜，只剩下冻萝卜，用刀根本切不动，只能用斧子砍。砍下几块放些盐，用水煮煮就着窝头吃。
这样的苦日子后来被总结成了顺口溜：早起三点半，归来星满天。啃着冰冻馍，雪花汤就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