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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讨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危机”的报告，先是被这位年轻的研究员送到自己的岳父姚依林那里，之后又被姚依林送到了陈云手里。拿到报告的陈云觉得报告讨论的事是件大事，于是最终这个报告就到了当时国务院总理手里。
没多久总理在中南海的一个会议室接见了四个年轻人。后来这次会面被形容为“国家领导人在新中国后第一次听30岁以下的年轻人汇报”。
青年学者受重视算是当时的时代特征。给总理做汇报的翁永曦后来去了被俗称为九号院的农研所，两年后他被所长杜润生提拔为副主任，级别上相当于从科级一下提到副部级。
提拔翁永曦的杜润生被称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他也是把包产到户包装成“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种绕口说法，设法通过了文件审核的人。曾经有年轻人嫌他搞得太复杂，杜润生回答说：“中国的事，不在于你想要干什么，而在于只能干什么。”
杜润生领导的九号院在中国的经济改革历史上是个神奇的存在，这个地方在几年内相继为5个中央一号文件提供了理论支撑。九号院里还住进过3个国家领导人，青年们跟领导人在同一个院子工作生活，可能也是绝唱了。
张维迎后来分析说，80年代刚刚改革开放，政府领导官员都是老革命，文化程度不高，所以在讨论经济问题这些他们不太懂的领域上就表现的很谦逊。老领导们不仅很谦逊，还对青年人很宽容。后面几年，去给部长们做汇报的年轻人，一个个都喜欢放飞自己，不少人经常穿着短裤撒着拖鞋就去了。
1980年，年轻的研究员和黄江南被广东省省委书记任仲夷请去给广东的经济发展出主意，当时广东各个厅的厅长带着各个处的处长，轮流给他们两个人做汇报。王岐山和黄江南负责给这些人发提纲、发问卷。
80年代，讨论经济变革是知识青年群体里很时髦的事儿。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的《卖桔者言》、《中国的前途》成了畅销书，有一阵子北京还出现了好多盖着“内部传阅”的盗版书。
前几年张五常回北京做演讲，很怀念了一番当初的“好气象”，说自己当时到北京，“想见什么人就可以见什么人”，到各地也总有官员请他题字。张五常后来给人题字上瘾，可以说就是被80年代的环境给惯出来的。
不过最能代表那个时代经济学家整体地位的，恐怕还得算是84年的莫干山会议。这个会议以“不讲关系，不讲学历，不讲职称，不讲职位，不讲名气”的五不讲吸引了全国的热血青年。
当时入选的青年学者被要求不准带论文，必须只身上山，以防止念稿子。据说有落选的青年徘徊在莫干山下迟迟不愿意离开，有人苦苦哀求只为上山旁听一晚讨论。
用今天的眼光看，84年的莫干山会议就是经济学界的新概念作文大赛。这个会不光规格高，有浙江省省长、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等官方加持，影响力也大，像周其仁、曹远征、贾康、张维迎、周小川、楼继伟、马凯、郭树清这些被大众熟知的经济学家和官员也都是莫干山的参会者。
但是24年之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最高决策者的年轻研究员访问美国，他告诉美国财长保尔森，国务院有人在读《货币战争》。
02
上个月林毅夫一个关于振兴东北的报告，再次引发了中国经济学圈子的地震，批评热捧嘲笑讽刺，热闹非凡。
去年张维迎跟林毅夫在产业政策问题上争了大半年，去年年底专门在北大开了一场“辩论会”。林毅夫认为政府奖励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鼓励创新。张维迎反驳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因为他自己喜欢吃，奖励只会召来一群投机的人。
其实这两个人已经争了20多年。
林毅夫这个人有两点让人想不到，一个是作为温文尔雅的台湾人，在北京舌战群儒从来不怯场。知乎上还有同事爆料，讲林毅夫在北大东门，如何向一个乱按喇叭的司机饱以老拳，打得对方满脸开花。
另外一个是作为自由主义经济学堡垒芝加哥大学的门生，最后彻底站在了政府产业政策的这一边，用一个又一个干预市场的药方，解决市场失灵带来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