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散的“定时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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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加在一起三千块。少一分也不行！”杨老板怒气冲冲地朝老徐吼。

“先别说这个，老徐，你儿子现在怎么办？”同事打断了他们。

“还能怎么办，你们把他枪毙了吧，我不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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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徐征一直是我们派出所的常客，几乎每位民警都处理过与他有关的案情。

有时是他砸破了烟酒店的玻璃；有时是他划了小区里的私家车；有时是他追打路人，最严重的一次，他把桥头卖水果的摊主打成了轻伤。打人事件发生后，徐征被送到沙市精神病院强制医疗了三个月。虽然打人时他正处于发病期，不用负刑事责任，但民事赔偿还得出。

三万元的赔款几乎压垮了老徐，那段时间，曾有人看到老徐在武汉光谷地铁站乞讨。

长期以来，老徐的生活就是在“去派出所、赔礼道歉、赔偿损失、骂儿子、送精神病医院”的圈子里兜兜转转。

后来，他骂不动儿子了，只是去派出所给受害人道歉赔钱，再把儿子送进精神病医院。

再后来，老徐没钱了，就只能频繁地来派出所领人，低声下气的给受害人道歉。

遇到脾气好的、损失小的，看老徐可怜就算了，有时遇到不好说话或损失太大的，老徐还是免不了到处筹钱。

“你们把他枪毙了吧，我不管了。”老徐说得到，却做不到。

经过两个小时的调解，杨老板走了，手里拿1000元的赔偿金，这是当时老徐能筹到的全部钱。

处理完赔偿，我们才再次注意到徐征。他还在派出所后院绑着，疯劲已经过去了，老徐跟我商量：“他现在好点了，能不能让我带回家？”

我劝老徐赶紧把他送进精神病院，但老徐无奈地摇头，“等等吧，明天他姐姐回来，我们商量一下，这会儿家里实在是没钱了。”

我把他们送到派出所门口，告别的时候，老徐问我：“李警官，现在还有精神病人强制送医的政策吗？”

“有是有，但那是出大事儿以后，你可别盼着啊！”

“哎，算了。”老徐嘴里嘟囔，带着儿子走了。他们的背影在暗夜的灯光下，拉得老长。

3

老徐快70岁了，每月只有不到2000块的退休工资。他妻子的身体不好，需要常年吃药，好在他们还有一个女儿在本市上班，每月能拿些钱回来贴补家用。

徐征不发病时，像正常人一样，见了人会打招呼，有时也帮母亲做家务。有段时间，他连着半年没有发病，老徐便托人在市机械厂给他谋了一个看仓库的差事。

可后来，徐征发病打了厂里的职工，被送去精神病院治疗，虽然事后老徐一再保证“已经治好了”，但厂长死活也不肯再雇他了。每个月几百元的收入也没有了。

精神病人管控是社区民警的一项职责，需要每月按时调查情况，做好记录。我刚接管社区工作时，就去了徐征家。他家住在一座旧家属楼上，两室一厅，陈设还是90年代的风格。

老徐说：“儿子刚吃了药，正在卧室睡觉。”说着，他便把卧室的门关了，拿张椅子坐在我对面。

家访的内容无非是“目前病人情况怎样”、“是否按时吃药”、“有什么需要民警帮助的”之类的话。了解的差不多了，我准备告辞，送我出门时老徐还不住地说：“徐征没有工作单位，每次去精神病医院都是自费，本地医院不接收他这种有暴力倾向的，沙市精神卫生中心一个疗程（两个月）要一万多，武汉的更贵，确实是送不起了。警官你看，派出所有什么办法没？”

我感到很为难。

市场经济时代，公安机关既无权免去他的医药费，也没法帮忙与医院讨价还价。后来，我曾试图帮徐征办理社会医保，但由于种种原因，也一直没能成功。

徐征只能继续待在社区里，做一颗“定时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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