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蜕变后

老成都，新成都

成都并不只有一个。有人说，“软件园的夜和九眼桥的夜仿佛不在同一个时空”；而那个世人眼里“悠闲”的老成都也不是全景，无数年轻人都可以反驳说“成都也很卷”。急骤的现代化带来了无数新事物，堆叠在同一个城市空间里，这固然缤纷多彩，但也时常隐含着紧绷的矛盾张力，在这一意义上，真正值得惊讶的不是这种新旧并存的现象本身，而是成都的蜕变竟然如此平静。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可能是因为，它一直就是这么过来的。两千多年来，无论历史风云如何变幻，成都既没有更换过城址、也从未换过城名，还能在盛衰无常的复杂局势中始终保持经济繁荣。历史地理学者黄盛璋早就说过：“中国商业都市，历二千年而不衰的，在内陆有成都，在沿海则有广州。”

这种富足、安定形塑了成都的城市性格。一位热爱老成都的本地朋友“灵犀”说，成都人具有一种特殊的自信和乡土情结，因为“在生活中没有太大困难的时候，就会从城市需求认同感，这是一件简单而自然的事”。正因为生活不难，都有饭吃，因而市民也普遍温和，对别人的看法通常是先接受，再看看能否调适，不太会偏执地针锋相对。

温和会形成一种特殊的小气候，人们更能容忍差异，“又不是什么要命的事，我为什么要管？”反过来说，成都其实是一座边城，历来就有茶马互市带来的各种商品、文化、信仰在这里交流、混合，如果你不能接受别人不一样，那很多社会互动也就维持不下去了。就连旧传统，在这里也会一层层地堆叠下来：川主庙里供奉着大禹，但民间崇拜的其实是刘备。新旧共处、差异并存，这对成都人来说并不是一项全新的挑战，而是千百年来的生活本能。

成都当然也有各种差异和分化。像大部分城市一样，成都对郊县也有鄙视链，现在三四环之间的机投桥、金花，早先就和成都城内的口音很不一样，更别提金堂、龙泉驿这些更远郊的，一代人之前，在老成都人口中都还是“弯脚杆”、“基耕道”的乡下人，但这些隐含歧视的说法，现在都已成了新的政治不正确，连“五城区”的概念也不太提了。不止一位90后成都人向我证实，“现在比我小时候包容多了”，随着城市的扩张和外来人口的流入，别说是城乡差别在消失，连以往对凉山、巴中等地的歧视也在逐渐消散。

对于省内的年轻人来说，进入成都没什么文化上的壁垒，即便口音有点轻微的差异，但早已不成问题。一位小时候曾随父母在广州城中村居住多年的眉山女孩说，她“对口音很敏感，哪怕是新成都人学的成都话，但这种口音没造成多大差异，成都话的地域属性也没那么强了”，不像在广州，听着房东说的粤语、饮食的差异、上学的不同，种种区别显性化，就总觉得自己是外来人口。

对外省人来说，这有时确实是个障碍。有位东北人来这里呆了两年，走之前对人感叹：“到现在为止，我们办公室的人还是和我讲四川话。”有时，这倒也并非故意，只是他们（尤其老一辈）不太会说普通话，但现在外来人口暴增之下，一位年轻朋友说：“我爸妈现在也会说那种别人能听懂的普通话了。”有时一群人在讲本地话，但如果有外地人，还会用普通话再讲一遍。一个老家西北的姑娘说，她有一次听到一个老阿姨很努力地讲普通话，其实是“用四川话的音讲普通话”，所谓“椒盐普通话”，但真的被感动到了。

当然，有时人们还是能感受到某些差别：在有的公司里，坐办公室的是本地人，在外跑业务的都是外地人。但这往往也只是年资、分工的问题，大部分“新成都人”都说，来到这里打拼多年，并没有在职场、生活中感受到明显的差别对待。也有一位在成都读研的北方朋友说“本地人还是歧视外地人的”，但是“外表看不出来”。

绝大部分老成都人看来很平静地就接受了这一切，以至于那种“老成都”的乡土认同似乎很少有机会表露出来。1955年生的画家王亥可能是个特殊个例，他从小就是老城的“街娃”，有一次说，他之所以住在都汇华庭而非一河之隔的时代豪庭，就是因为要在护城河里面——不管这番话是真心还是玩笑，像这样极端的本土自豪感如今已堪称濒危物种。

有时候，倒是“新成都人”看不起本地人。一位从小在一环边上长大的成都女孩说，她那位老家泸州的前男友就是，总觉得本地人懒散、阴阳怪气，一堆毛病，却买不起新城的房子。当然，老成都其实也未必喜欢新城，川大里很多上了年纪的老教授们都怀念以前小城的清净、宜居，觉得当下这个蜕变重生的“新城市”污浊、喧闹、繁华，或许适合年轻人的未来梦想，但他们有理由怀疑，随之出现的是否就是一个更好的成都，因为对他们来说，“最好的成都”实际上是在过去。

目睹着自己扎根的城市日新月异，他最直接的感受是老成都城市阶层的衰落。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老一辈的许多人丧失了体制带来的安闲，还伴随着文化上的失落感。成都东郊曾有不少计划经济时期的老工厂，随后企业改制又破产，很少通过混改得到新生的，原本的城市阶层失去了这一栖身之所，而他们原本看不起的城外农民倒是致富光荣了。

他外婆曾是工厂的幼儿园老师，“至今连南二环都没来过，她不愿意踏出二环，我和她说在天府二街上班，她以为旁边就是农田”。尽管如此，当他舅舅脱离体制去经商时，老人还是从不认同很快转向接受了，不论如何，老一辈还是能妥协调适，而非采取激烈对抗、压制的态度。可以说，这些家庭经历就是新老两个成都之间张力的活样本，无数普通人也正是通过这样默默的选择，承受了城市每隔数年就蜕变一次的阵痛，迎接了它的新生。

包容：成都式多元社会

毫无疑问，成都这些年之所以能迅速膨胀为一座超大都市，很关键的一点是它能顺利地接纳外来人口和新生事物，然而，就算是在这里生活了多年的人，也常常觉得这是一个谜团：成都为什么能这么包容？

我在成都遇到的所有人几乎都认可这座城市的包容。一位本地年轻人说：“成都这个地方，什么人都可以进来，包容你，不会因为不同歧视你。”这并不只是对家乡的自豪感使然，在网上，成都一直享有“不排外”的好名声，外地人才要落脚，通常也不需要找什么关系。在这里，不同的人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虽然相互之间可能并没有太多交流，但彼此倒也相安无事，谈不上有什么冲突。

有些城市的阶层化很强，“你怎么奋斗也不可能把你爸奋斗成部长”，但在成都就没有那么强的权力效应，权力的彰显和市民的权力欲望都较弱，用一位成都女孩的话说，“除了体制内的人会讲讲政治，本地人对政治很淡漠。”这和北方颇有不同，有位朋友在成都多年，明显感受到其中的差异：“我老家山西，同一个村的，信用社的人还认识，但看不惯你，就不给你办，好像人与人之间很难平等。成都就很少见这种权力意识，对管人不会那么严格，官员的吐槽也不太忌讳。”

成都四中、九中这两所中学的学生很多都是精英家庭出身，但同学间阶层的割裂感并不强，不止一个人向我证实，同学、同事中的官二代完全看不出来。老成都人哪怕有阶层，但生活品质没大差别，喝的也是几块钱的盖碗茶，不会出口就说“我爸是谁”。这也是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所在，毕竟可想而知，如果外人难以立足，那是很难对人产生什么吸引力的，人们会用脚投票，逃离那些有压迫感的地方。

那位五代成都人栾启迪解释说，之所以如此，“可能因为成都一直是个小市民社会，既没有强大的官方，也没有强大的民间利益团体，更没有华南那样强烈的乡土宗族意识，没有力量，也就谈不上排外了。”再说，“现在的成都人，其实祖上也都是外地人，又有什么理由排外？”

对老成都的历史文化深感兴趣的灵犀提醒我，这也和本地特定的经历有关：“这里一直远离政治中心和外部干预，只谈风月，不谈国事，权力意识淡漠，社会也没有很强的垂直结构，总有一种‘等北京落实了，我们再看’的心态。”天府之国自成一体，在历史上常被当作是一个军国政治的粮仓，在政治上却是一个没什么存在感的城市，而这里的人们也没什么政治野心，只想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和北方平原地带那种蜂窝状抱团的村庄不同，在西南这里的村子都是点状分布的，因为自然资源丰富，不是非得抱团才能过活。随之而来的便是社会结构相当松散，没有抱团意识，也就缺乏权力中心，有时反倒是外地商帮到来后，控制当地经济后欺负本地人。地理隔离带来人群、文化、民族、信仰的相互隔离，而纷繁多元的人、物、思想和金钱，最终都在成都汇聚；反过来，成都本身的城市性格也受此影响，呈现出既包罗万象又彼此联结松散的特质。

正因为缺乏权力中心，价值多元，各有活法，人们很少会没事去上纲上线、横加干预，因为普遍默认“就算看不惯也没办法消灭或赶走对方”。当然，成都也不是完全没有歧视，但这几乎是无论哪个社会都难免，就此而言，成都的不包容是一种人类的不包容。在成都已生活多年的一位北方人说：“我觉成都的包容是相对的，大家只是并不太关心你做什么而已。”但他也承认，这种“没人在意”有时就已很难得：“北京的老太太有一套规则，你要是不符合，她就会指责你。”

如果说开放、包容在某种意义上是现代城市的共性，那么成都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包容”除了“共享”之外，还隐含着一种对“体面”和“温情”的讲究。一位成都朋友认为，成都的“包容”类似“熟人社会的体面”：“包容是对边缘人的说法，对普通人谈不上，就算看不惯，他可以忍受，当面不会讲，不会撕破脸，但背后是有微词的。这是一种表面上的文明。”

这座城市的老传统就是这样，即便有什么冲突也都留下三分余地。出生于成都的美国传教士之子、“中国通”约翰·戴维斯在其回忆录的开头，就谈到小时候目睹的1921年成都军阀战争，“战争打得非常温和，因为双方都留有很大的余地以表示善意和勇士姿态”，没有你死我活的恐怖厮杀，在造成不可收拾的破坏之前就彼此妥协收场了。更早之前，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1870年到访成都之后就发现，“最能呈现这座城市文明修养的，是当地居民彬彬有礼的态度，在这方面，成都府遥遥领先于中国其他地区。”

老成都的确至今如此。在本地广受欢迎的评书人李伯清曾讲过一个段子：两个司机开车刮擦到，换作是在重庆，会当场开骂；但在成都，则是当面礼让，开过之后再骂。那也不完全是回避冲突，而是以更委婉的方式处理冲突——你要是在车厢里不小心踩到了成都人还不自知，他不是直接骂，而是反过来酸你：“不好意思哦，崴到你的脚了。”

成都人这种标志性的“假打”，除了绕弯子、假动作之外，还隐含着“牙尖”——在表面的温良之下，也隐藏着尖酸刻薄的锋芒。虽然这有时令人不适，但往好里说，这正是一种文明人的修养（英国人所以也出了名的尖酸）；往坏里说，这也让成都人通过嘲人与自嘲获得了心理平衡。

也因此，老成都人有时显得有几分阿Q精神，就算看到别人发达了，也很会自我宽慰，“要不是我当年给他一口饭吃，他怎么会有今天”，但此外看不到任何嫉妒。在荷花池的大地摊，早些年你只要放两块石头，就能在那摆个摊，很多人因此发家挣了很多钱。对此，老一辈的成都人都觉得，那是人家该挣的，我运气不好，也没他努力，不眼红；反过来说，暴发之后别人也只平常心，那你也就很难以此骄人。

虽然这有时似乎也显得有几分不思进取，但不论好坏，这造就了一种对差异性、不平等的更强包容，生活在这里的人也更少陷入嫉妒、焦虑和心理失衡之中。正是通过这种看似小市民的方式，成都人消解了不适，接纳了变化，在无意中创造了一个多元超级都市。

变动中开放的内核

一个城市究竟靠什么不断发展？这个问题不可能有标准答案，但毫无疑问的是，那并不只是靠不断投资盖楼就能解决的，尤其是随着它迅速壮大，新生事物和外来人口都呈爆发式增长，潜在的矛盾冲突也可能随之激增，这就尤其需要有一个容纳力极强的弹性结构，才能既不断更新，又不至于斫伤了源源不断的内生活力。

张丰跟我感叹：“很多老成都还是以静态的眼光在看成都，对于现在的这个成都，人们好像也不知道怎么理解它，现在‘地道老成都’少了，官方也不知道拿什么来体现这座城市的图腾，只是抓住熊猫在说。”

虽然这座城市也经常挖掘一些“老成都”的元素，但另一面又在大力推进城市改造，我一位成都朋友犀利地批评这是“想要用过去来创造一个抛弃过去的城市，在这种情况下，‘保留烟火气’没有任何意义”。在我看来，这座城市试图通过这样来重新定位，但代价可能是在一定程度上忽视和抛弃那个老成都。

这当然决非只有成都如此，但深入一层就能看到，成都这些年之所以能顺利蜕变，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靠了它有一个开放、包容的市民文化传统，那个“老成都”并非一成不变，恰恰是一直在与时俱进。这种弹性结构在社会变迁时提供了一个稳定的框架，使得新来者既无须服从本地人的文化霸权（比如在粤语区），也无须进入其权力结构，新旧转换也不必谁压倒谁，完全可以相安无事，正是由于本地结构原本就松散，所以很顺利地就接纳了，其变迁是连续而非断裂的。

在谈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时，沟口雄三曾多次将它比喻为蟒蛇的蜕皮过程：蟒蛇年年蜕皮，其面貌也随之改变，但却不能说蟒蛇不再是蟒蛇了。也就是说，中国变化的动力源于自身内部，外部的冲击、挑战并未破坏其内在结构本身，只是催生出了一些自我更新的积极回应。

这个观点当然也有争议，但用在成都这里却尤为妥帖。从文化根源上说，巴蜀文化的主体性相当强，即便多次遭到严重外来冲击，但却始终别具一格，而成都那种多元共生的市井文化，也历经世变而始终不改。由于“天高皇帝远”，本土文化总能在某些角落里生存下来，外来的也无法根除这种极具韧性的本土属性，反倒是融入了进来。其结果，成都的地方文化保留得较好，成都人对自家城市也有着骨子里的自信，在面对外来文化时也并不自卑。

长久以来，“变化”才是人们在观察一座城市、一种文化传统时的重点所在，但近二三十年来，学界也开始关注那些“不变”（continuity）。按托夫勒在《未来的冲击》中的观点，当人们生活中牢牢存在着某种稳定不变的因素时，他们就能更有效地应对剧变。

在现代化过程中，几乎每个地方都会遇到一种两难处境：如果一种本地传统的核心原则很难退让，那如何才能自我调适？此时，如果传统本身就具备自我更新的活力，那就能更好地作出回应。这可能就是成都市民社会那种开放结构的优势所在：它原本就缺乏权力中心，因而既有稳定的内核，但又不具有排斥性，可以灵活调适，这就保证了在社会变迁时的系统稳定性。

随之而来的，是成都人具有相当强的惯性，特别是你在这里住久了，会觉得“做习惯的事是容易的”。虽然这有时被谴责为“惰性”，但换一面看，它也为人们在应对眼花缭乱的变动时提供了一个安稳的基底，加上成都社会的多元开放造成了一个复合生态，这就使它具备了一种很强的韧性——因为环境一直在变，而根据达尔文进化论，你得有足够的基因样本，这样变动时才有更多的可能性。

毫无疑问，无论成都广为称赞的包容性是出自历史惯性，还是被动形成，这终归是非常值得珍惜的东西，在当下的大环境底下尤其如此。但问题并不到此为止，一位本地朋友说：“成都来者不拒，它的包容是那种‘你来吧，我只是不管你’，可以任由你自然生长，这种不干预，某种意义上是现在组织不关心年轻人生活了，因为过度干预会让年轻人觉得你没有边界感，但结果是它直接撤出去了，那你就不能做点什么吗？”也就是说，仅仅消极的“无为”是不够的，市民不是不要干预，而是要好的干预——那些支持性的干预。

公平地说，论社区营造，成都可能是全国做得最好的城市之一。无论是老成都的玉林社区，还是新成都的麓湖社区，都相当有活力。成都权力中心意识不强，在社会生活中也一样：这里没有山头、大哥，都是平等的相互交集，共同编织起这座城市的纷繁多元的文化生活。

然而，近些年来的一个新变化是：许多老成都文化人逐渐退出公共生活，曾经的风云人物，现在就宅在家里，喝茶打麻将，他们重新回到尺度更小的极简生活，也活得更轻松自由，而把喧嚣的公共生活留给活跃的年轻人（其中不少是刚来成都的）。这样的“脱钩”既像是老成都的失落，又像是中心的自我边缘化，印证了这座城市的丰富多元，但似乎又令人忧虑是否出现了越来越多彼此隔绝不通的泡泡，“包容”难道到头来只意味着分裂的社会结构之下“共处但不融合”？

实际上，“多元社会”最初确实就是指这样一种无中心结构之下和谐相处的模式。1948年，英国学者约翰·弗尼瓦尔（John Furnivall）基于对缅甸社会的观察，提出了这一开创性的概念，他注意到当地不同族群“共处，但并未融合”，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文化、想法和生活方式，“他们虽然会见面，但这样的关系只发生在到市场买卖东西时。这是一个多元社会，社群里的各个族群在同一个政治体中共享生活空间。”

然而，我们现在知道，仅仅这样是不够的。真正健康的多元社会需要创造更多人与人的联结。在谈到这些时，成都朋友灵犀也对我说：“这不是一个成都的问题，所有城市都一样。我希望外来人口来，我们是吃着外来人口的红利来的，他们不希望自己只是作为游民存在，也需要归属感，但可能缺乏很好的机制来建立这样的联结。”

我相信，无数成都人正在做这件事，无论是老成都还是新成都，它是所有人的成都，也正是千百万人的努力和选择，将界定“成都”究竟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

撰 文：维   舟  责 编：翟梓然

设 计：郑亚胜  运 营：周小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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