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成都蜕变后

中欧商业评论  · 商业  · 8 月前








老成都,新成都


成都并不只有一个。有人说,“软件园的夜和九眼桥的夜仿佛不在同一个时空”;而那个世人眼里“悠闲”的老成都也不是全景,无数年轻人都可以反驳说“成都也很卷”。急骤的现代化带来了无数新事物,堆叠在同一个城市空间里,这固然缤纷多彩,但也时常隐含着紧绷的矛盾张力,在这一意义上,真正值得惊讶的不是这种新旧并存的现象本身,而是成都的蜕变竟然如此平静。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可能是因为,它一直就是这么过来的。两千多年来,无论历史风云如何变幻,成都既没有更换过城址、也从未换过城名,还能在盛衰无常的复杂局势中始终保持经济繁荣。历史地理学者黄盛璋早就说过:“中国商业都市,历二千年而不衰的,在内陆有成都,在沿海则有广州。”


这种富足、安定形塑了成都的城市性格。一位热爱老成都的本地朋友“灵犀”说,成都人具有一种特殊的自信和乡土情结,因为“在生活中没有太大困难的时候,就会从城市需求认同感,这是一件简单而自然的事”。正因为生活不难,都有饭吃,因而市民也普遍温和,对别人的看法通常是先接受,再看看能否调适,不太会偏执地针锋相对。



温和会形成一种特殊的小气候,人们更能容忍差异,“又不是什么要命的事,我为什么要管?”反过来说,成都其实是一座边城,历来就有茶马互市带来的各种商品、文化、信仰在这里交流、混合,如果你不能接受别人不一样,那很多社会互动也就维持不下去了。就连旧传统,在这里也会一层层地堆叠下来:川主庙里供奉着大禹,但民间崇拜的其实是刘备。新旧共处、差异并存,这对成都人来说并不是一项全新的挑战,而是千百年来的生活本能。


成都当然也有各种差异和分化。像大部分城市一样,成都对郊县也有鄙视链,现在三四环之间的机投桥、金花,早先就和成都城内的口音很不一样,更别提金堂、龙泉驿这些更远郊的,一代人之前,在老成都人口中都还是“弯脚杆”、“基耕道”的乡下人,但这些隐含歧视的说法,现在都已成了新的政治不正确,连“五城区”的概念也不太提了。不止一位90后成都人向我证实,“现在比我小时候包容多了”,随着城市的扩张和外来人口的流入,别说是城乡差别在消失,连以往对凉山、巴中等地的歧视也在逐渐消散。



对于省内的年轻人来说,进入成都没什么文化上的壁垒,即便口音有点轻微的差异,但早已不成问题。一位小时候曾随父母在广州城中村居住多年的眉山女孩说,她“对口音很敏感,哪怕是新成都人学的成都话,但这种口音没造成多大差异,成都话的地域属性也没那么强了”,不像在广州,听着房东说的粤语、饮食的差异、上学的不同,种种区别显性化,就总觉得自己是外来人口。


对外省人来说,这有时确实是个障碍。有位东北人来这里呆了两年,走之前对人感叹:“到现在为止,我们办公室的人还是和我讲四川话。”有时,这倒也并非故意,只是他们(尤其老一辈)不太会说普通话,但现在外来人口暴增之下,一位年轻朋友说:“我爸妈现在也会说那种别人能听懂的普通话了。”有时一群人在讲本地话,但如果有外地人,还会用普通话再讲一遍。一个老家西北的姑娘说,她有一次听到一个老阿姨很努力地讲普通话,其实是“用四川话的音讲普通话”,所谓“椒盐普通话”,但真的被感动到了。


当然,有时人们还是能感受到某些差别:在有的公司里,坐办公室的是本地人,在外跑业务的都是外地人。但这往往也只是年资、分工的问题,大部分“新成都人”都说,来到这里打拼多年,并没有在职场、生活中感受到明显的差别对待。也有一位在成都读研的北方朋友说“本地人还是歧视外地人的”,但是“外表看不出来”。


绝大部分老成都人看来很平静地就接受了这一切,以至于那种“老成都”的乡土认同似乎很少有机会表露出来。1955年生的画家王亥可能是个特殊个例,他从小就是老城的“街娃”,有一次说,他之所以住在都汇华庭而非一河之隔的时代豪庭,就是因为要在护城河里面——不管这番话是真心还是玩笑,像这样极端的本土自豪感如今已堪称濒危物种。



有时候,倒是“新成都人”看不起本地人。一位从小在一环边上长大的成都女孩说,她那位老家泸州的前男友就是,总觉得本地人懒散、阴阳怪气,一堆毛病,却买不起新城的房子。当然,老成都其实也未必喜欢新城,川大里很多上了年纪的老教授们都怀念以前小城的清净、宜居,觉得当下这个蜕变重生的“新城市”污浊、喧闹、繁华,或许适合年轻人的未来梦想,但他们有理由怀疑,随之出现的是否就是一个更好的成都,因为对他们来说,“最好的成都”实际上是在过去。


祖祖辈辈在此已生活了五代的成都人栾启迪告诉我:“新老成都人的矛盾,是近几年才出现的,社会阶层以房地产的空间形式外化为某种文化,早十年我完全没这个概念。”这可能部分也是因为,十多年前那个“新成都”尚未破壳而出,对很多人来说“成都”的意思就是“老成都”:他本人从小在本地大院里长大(“气氛和现在完全不同”),从没离开过成都,虽然不得已在新城谋生,但他还是更喜欢老城,在为外地朋友做地陪时,“他们说感觉我是隐身的,和当地融为一体”。


目睹着自己扎根的城市日新月异,他最直接的感受是老成都城市阶层的衰落。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老一辈的许多人丧失了体制带来的安闲,还伴随着文化上的失落感。成都东郊曾有不少计划经济时期的老工厂,随后企业改制又破产,很少通过混改得到新生的,原本的城市阶层失去了这一栖身之所,而他们原本看不起的城外农民倒是致富光荣了。


他外婆曾是工厂的幼儿园老师,“至今连南二环都没来过,她不愿意踏出二环,我和她说在天府二街上班,她以为旁边就是农田”。尽管如此,当他舅舅脱离体制去经商时,老人还是从不认同很快转向接受了,不论如何,老一辈还是能妥协调适,而非采取激烈对抗、压制的态度。可以说,这些家庭经历就是新老两个成都之间张力的活样本,无数普通人也正是通过这样默默的选择,承受了城市每隔数年就蜕变一次的阵痛,迎接了它的新生。




包容:成都式多元社会


毫无疑问,成都这些年之所以能迅速膨胀为一座超大都市,很关键的一点是它能顺利地接纳外来人口和新生事物,然而,就算是在这里生活了多年的人,也常常觉得这是一个谜团:成都为什么能这么包容?


我在成都遇到的所有人几乎都认可这座城市的包容。一位本地年轻人说:“成都这个地方,什么人都可以进来,包容你,不会因为不同歧视你。”这并不只是对家乡的自豪感使然,在网上,成都一直享有“不排外”的好名声,外地人才要落脚,通常也不需要找什么关系。在这里,不同的人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虽然相互之间可能并没有太多交流,但彼此倒也相安无事,谈不上有什么冲突。


有些城市的阶层化很强,“你怎么奋斗也不可能把你爸奋斗成部长”,但在成都就没有那么强的权力效应,权力的彰显和市民的权力欲望都较弱,用一位成都女孩的话说,“除了体制内的人会讲讲政治,本地人对政治很淡漠。”这和北方颇有不同,有位朋友在成都多年,明显感受到其中的差异:“我老家山西,同一个村的,信用社的人还认识,但看不惯你,就不给你办,好像人与人之间很难平等。成都就很少见这种权力意识,对管人不会那么严格,官员的吐槽也不太忌讳。


成都四中、九中这两所中学的学生很多都是精英家庭出身,但同学间阶层的割裂感并不强,不止一个人向我证实,同学、同事中的官二代完全看不出来。老成都人哪怕有阶层,但生活品质没大差别,喝的也是几块钱的盖碗茶,不会出口就说“我爸是谁”。这也是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所在,毕竟可想而知,如果外人难以立足,那是很难对人产生什么吸引力的,人们会用脚投票,逃离那些有压迫感的地方。



那位五代成都人栾启迪解释说,之所以如此,“可能因为成都一直是个小市民社会,既没有强大的官方,也没有强大的民间利益团体,更没有华南那样强烈的乡土宗族意识,没有力量,也就谈不上排外了。”再说,“现在的成都人,其实祖上也都是外地人,又有什么理由排外?


对老成都的历史文化深感兴趣的灵犀提醒我,这也和本地特定的经历有关:“这里一直远离政治中心和外部干预,只谈风月,不谈国事,权力意识淡漠,社会也没有很强的垂直结构,总有一种‘等北京落实了,我们再看’的心态。”天府之国自成一体,在历史上常被当作是一个军国政治的粮仓,在政治上却是一个没什么存在感的城市,而这里的人们也没什么政治野心,只想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和北方平原地带那种蜂窝状抱团的村庄不同,在西南这里的村子都是点状分布的,因为自然资源丰富,不是非得抱团才能过活。随之而来的便是社会结构相当松散,没有抱团意识,也就缺乏权力中心,有时反倒是外地商帮到来后,控制当地经济后欺负本地人。地理隔离带来人群、文化、民族、信仰的相互隔离,而纷繁多元的人、物、思想和金钱,最终都在成都汇聚;反过来,成都本身的城市性格也受此影响,呈现出既包罗万象又彼此联结松散的特质。



正因为缺乏权力中心,价值多元,各有活法,人们很少会没事去上纲上线、横加干预,因为普遍默认“就算看不惯也没办法消灭或赶走对方”。当然,成都也不是完全没有歧视,但这几乎是无论哪个社会都难免,就此而言,成都的不包容是一种人类的不包容。在成都已生活多年的一位北方人说:“我觉成都的包容是相对的,大家只是并不太关心你做什么而已。”但他也承认,这种“没人在意”有时就已很难得:“北京的老太太有一套规则,你要是不符合,她就会指责你。


如果说开放、包容在某种意义上是现代城市的共性,那么成都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包容”除了“共享”之外,还隐含着一种对“体面”和“温情”的讲究。一位成都朋友认为,成都的“包容”类似“熟人社会的体面”:“包容是对边缘人的说法,对普通人谈不上,就算看不惯,他可以忍受,当面不会讲,不会撕破脸,但背后是有微词的。这是一种表面上的文明。”


这座城市的老传统就是这样,即便有什么冲突也都留下三分余地。出生于成都的美国传教士之子、“中国通”约翰·戴维斯在其回忆录的开头,就谈到小时候目睹的1921年成都军阀战争,“战争打得非常温和,因为双方都留有很大的余地以表示善意和勇士姿态”,没有你死我活的恐怖厮杀,在造成不可收拾的破坏之前就彼此妥协收场了。更早之前,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1870年到访成都之后就发现,“最能呈现这座城市文明修养的,是当地居民彬彬有礼的态度,在这方面,成都府遥遥领先于中国其他地区。”



老成都的确至今如此。在本地广受欢迎的评书人李伯清曾讲过一个段子:两个司机开车刮擦到,换作是在重庆,会当场开骂;但在成都,则是当面礼让,开过之后再骂。那也不完全是回避冲突,而是以更委婉的方式处理冲突——你要是在车厢里不小心踩到了成都人还不自知,他不是直接骂,而是反过来酸你:“不好意思哦,崴到你的脚了。


成都人这种标志性的“假打”,除了绕弯子、假动作之外,还隐含着“牙尖”——在表面的温良之下,也隐藏着尖酸刻薄的锋芒。虽然这有时令人不适,但往好里说,这正是一种文明人的修养(英国人所以也出了名的尖酸);往坏里说,这也让成都人通过嘲人与自嘲获得了心理平衡。


也因此,老成都人有时显得有几分阿Q精神,就算看到别人发达了,也很会自我宽慰,“要不是我当年给他一口饭吃,他怎么会有今天”,但此外看不到任何嫉妒。在荷花池的大地摊,早些年你只要放两块石头,就能在那摆个摊,很多人因此发家挣了很多钱。对此,老一辈的成都人都觉得,那是人家该挣的,我运气不好,也没他努力,不眼红;反过来说,暴发之后别人也只平常心,那你也就很难以此骄人。



虽然这有时似乎也显得有几分不思进取,但不论好坏,这造就了一种对差异性、不平等的更强包容,生活在这里的人也更少陷入嫉妒、焦虑和心理失衡之中。正是通过这种看似小市民的方式,成都人消解了不适,接纳了变化,在无意中创造了一个多元超级都市。




变动中开放的内核


一个城市究竟靠什么不断发展?这个问题不可能有标准答案,但毫无疑问的是,那并不只是靠不断投资盖楼就能解决的,尤其是随着它迅速壮大,新生事物和外来人口都呈爆发式增长,潜在的矛盾冲突也可能随之激增,这就尤其需要有一个容纳力极强的弹性结构,才能既不断更新,又不至于斫伤了源源不断的内生活力。


张丰跟我感叹:“很多老成都还是以静态的眼光在看成都,对于现在的这个成都,人们好像也不知道怎么理解它,现在‘地道老成都’少了,官方也不知道拿什么来体现这座城市的图腾,只是抓住熊猫在说。”


虽然这座城市也经常挖掘一些“老成都”的元素,但另一面又在大力推进城市改造,我一位成都朋友犀利地批评这是“想要用过去来创造一个抛弃过去的城市,在这种情况下,‘保留烟火气’没有任何意义”。在我看来,这座城市试图通过这样来重新定位,但代价可能是在一定程度上忽视和抛弃那个老成都。


这当然决非只有成都如此,但深入一层就能看到,成都这些年之所以能顺利蜕变,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靠了它有一个开放、包容的市民文化传统,那个“老成都”并非一成不变,恰恰是一直在与时俱进。这种弹性结构在社会变迁时提供了一个稳定的框架,使得新来者既无须服从本地人的文化霸权(比如在粤语区),也无须进入其权力结构,新旧转换也不必谁压倒谁,完全可以相安无事,正是由于本地结构原本就松散,所以很顺利地就接纳了,其变迁是连续而非断裂的。


在谈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时,沟口雄三曾多次将它比喻为蟒蛇的蜕皮过程:蟒蛇年年蜕皮,其面貌也随之改变,但却不能说蟒蛇不再是蟒蛇了。也就是说,中国变化的动力源于自身内部,外部的冲击、挑战并未破坏其内在结构本身,只是催生出了一些自我更新的积极回应。


这个观点当然也有争议,但用在成都这里却尤为妥帖。从文化根源上说,巴蜀文化的主体性相当强,即便多次遭到严重外来冲击,但却始终别具一格,而成都那种多元共生的市井文化,也历经世变而始终不改。由于“天高皇帝远”,本土文化总能在某些角落里生存下来,外来的也无法根除这种极具韧性的本土属性,反倒是融入了进来。其结果,成都的地方文化保留得较好,成都人对自家城市也有着骨子里的自信,在面对外来文化时也并不自卑。



长久以来,“变化”才是人们在观察一座城市、一种文化传统时的重点所在,但近二三十年来,学界也开始关注那些“不变”(continuity)。按托夫勒在《未来的冲击》中的观点,当人们生活中牢牢存在着某种稳定不变的因素时,他们就能更有效地应对剧变。


在现代化过程中,几乎每个地方都会遇到一种两难处境:如果一种本地传统的核心原则很难退让,那如何才能自我调适?此时,如果传统本身就具备自我更新的活力,那就能更好地作出回应。这可能就是成都市民社会那种开放结构的优势所在:它原本就缺乏权力中心,因而既有稳定的内核,但又不具有排斥性,可以灵活调适,这就保证了在社会变迁时的系统稳定性。


随之而来的,是成都人具有相当强的惯性,特别是你在这里住久了,会觉得“做习惯的事是容易的”。虽然这有时被谴责为“惰性”,但换一面看,它也为人们在应对眼花缭乱的变动时提供了一个安稳的基底,加上成都社会的多元开放造成了一个复合生态,这就使它具备了一种很强的韧性——因为环境一直在变,而根据达尔文进化论,你得有足够的基因样本,这样变动时才有更多的可能性。


毫无疑问,无论成都广为称赞的包容性是出自历史惯性,还是被动形成,这终归是非常值得珍惜的东西,在当下的大环境底下尤其如此。但问题并不到此为止,一位本地朋友说:“成都来者不拒,它的包容是那种‘你来吧,我只是不管你’,可以任由你自然生长,这种不干预,某种意义上是现在组织不关心年轻人生活了,因为过度干预会让年轻人觉得你没有边界感,但结果是它直接撤出去了,那你就不能做点什么吗?”也就是说,仅仅消极的“无为”是不够的,市民不是不要干预,而是要好的干预——那些支持性的干预。


公平地说,论社区营造,成都可能是全国做得最好的城市之一。无论是老成都的玉林社区,还是新成都的麓湖社区,都相当有活力。成都权力中心意识不强,在社会生活中也一样:这里没有山头、大哥,都是平等的相互交集,共同编织起这座城市的纷繁多元的文化生活。


然而,近些年来的一个新变化是:许多老成都文化人逐渐退出公共生活,曾经的风云人物,现在就宅在家里,喝茶打麻将,他们重新回到尺度更小的极简生活,也活得更轻松自由,而把喧嚣的公共生活留给活跃的年轻人(其中不少是刚来成都的)。这样的“脱钩”既像是老成都的失落,又像是中心的自我边缘化,印证了这座城市的丰富多元,但似乎又令人忧虑是否出现了越来越多彼此隔绝不通的泡泡,“包容”难道到头来只意味着分裂的社会结构之下“共处但不融合”?



实际上,“多元社会”最初确实就是指这样一种无中心结构之下和谐相处的模式。1948年,英国学者约翰·弗尼瓦尔(John Furnivall)基于对缅甸社会的观察,提出了这一开创性的概念,他注意到当地不同族群“共处,但并未融合”,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文化、想法和生活方式,“他们虽然会见面,但这样的关系只发生在到市场买卖东西时。这是一个多元社会,社群里的各个族群在同一个政治体中共享生活空间。”

然而,我们现在知道,仅仅这样是不够的。真正健康的多元社会需要创造更多人与人的联结。在谈到这些时,成都朋友灵犀也对我说:“这不是一个成都的问题,所有城市都一样。我希望外来人口来,我们是吃着外来人口的红利来的,他们不希望自己只是作为游民存在,也需要归属感,但可能缺乏很好的机制来建立这样的联结。”


我相信,无数成都人正在做这件事,无论是老成都还是新成都,它是所有人的成都,也正是千百万人的努力和选择,将界定“成都”究竟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


撰 文维   舟  责 编:翟梓然

设 计:郑亚胜  运 营:周小雪




为了更加了解广大读者对《中欧商业评论》“维舟读城”专栏的看法,增强我们和读者的粘性,丰富“维舟读城”栏目今后的选题。我们很希望能够得到您的大力支持与合作,抽出宝贵的时间填写此调研问卷,提供您的想法与意见。非常感谢!


问卷填写完成之后扫描二维码进入读者群,欢迎入群交流!








点击“阅读原文”,填写问卷入群

推荐文章
郭二侠说财  ·  美联储加息接近尾声,配置美债的时机到了  ·  7 月前  
媒哥媒体招聘  ·  实习|NFL橄榄球、途游游戏招聘!  ·  8 月前  
有味读书  ·  中国最全的老家规,这就是教养!  ·  3 年前  
DOTA每日节奏  ·  每日节奏—我见过最假的一次比赛  ·  4 年前  
旅业链接  ·  一期一会|TravelLinkDaily ...  ·  6 年前  
© 2022 51好读
删除内容请联系邮箱 287985332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