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政治学人：
《政治通鉴》致力于打造“政治通鉴学派”这一学术共同体。为何要打造“政治通鉴学派”？“政治通鉴学派”具有怎样的特点与风格，使之能够被称为一个“学派”？
前面说过，《政治通鉴》是一项大型政治学基础研究工程，它包含的政治经典、政治思潮、政治制度、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五个部分内容，其实就是《政治通鉴》的五个分卷，分别由国内著名的政治学者担任主编。每个分卷又包括众多的作者和研究助理，仅《政治通鉴》的核心团队就有数十人之多，这其实就是一个学术共同体。
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最重要的就是学术共识
。正如中心副主任费海汀老师在接受“政治学人”访谈时所指出的，“通鉴学派”其实也就是一个“通鉴共同体”。也就是说，参与研究与编纂《政治通鉴》的核心团队，是一个具有高度共识的学术共同体。这些学术共识包括：聚焦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以独立和批判的政治学眼光审视古往今来的重要政治经典、政治理论、政治制度、政治人物和政治事件，努力为读者提供客观的、系统的和准确的政治学基础知识，以期借鉴全人类政治发展的经验教训，倡导和弘扬全人类的先进政治价值和政治理念，从而推动中国的政治学基础研究，推进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从外在形式上看，这个学术共同体以《政治通鉴》为共享平台，以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为依托，所以人们便称之为“政治通鉴学派”。
当然，我们清楚地知道，“通鉴学派”的称呼目前更多的只是《政治通鉴》核心团队的一种学术自觉，远非政治学界的共识。无论在中国还在西方的学术界，学派都是传承和弘扬学术思想的重要载体。影响一个学派的形成与发展，最主要的因素是其核心团队或代表性人物在重要问题和观点上的共识，以及这些学术观点和学术共识的解释力、影响力、预见性和引领性。此外，要形成一个有影响的学派，还需要有标识性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观点。《政治通鉴》的编纂毕竟还开始不久，离真正的学派要求还有相当距离。
我们现在提出“政治通鉴学派”，更多的是一种自我学术激励，表明我们的学术追求和理想目标
。
政治学人：
《政治通鉴》的编写工程，汇集了来自全国相关科研院校的专家学者，这或许也构成了“政治通鉴学派”相较于一些其他研究学派、研究重镇的不同之处。那么，您是如何看待这一学术共同体的开放性的？更进一步而言，这种开放的学术共同体氛围，对推动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有何意义与影响？
是的，《政治通鉴》的核心团队和作者群，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党校等全国相关科研院校，完全可以说我们是在举全国政治学界的力量而从事这一政治学基础研究工程。
《政治通鉴》的学术共同体是一个充分开放的共同体
，这种开放性体现在多个维度。除了核心团队和作者群的开放性之外，还体现在：1）学科的开放性，重要条目的作者不限于政治学界，覆盖了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者；2）观点的开放性，在客观评述相关专题上的各种代表性观点外，我们还特别鼓励作者提出自己的独特观点；3）条目的开放性，即各分卷的条目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可以随着编纂进程而适当调整。学术共同体的开放氛围，对于推动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意义尤其重大，它有助于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促进中国政治学的繁荣；它有助于吸纳政治学的新生力量，使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充满活力；它有助于政治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保持政治学的知识体系得以及时地更新。
政治学人：
《政治通鉴》可以被称作是“政治通鉴学派”的奠基之作，但对打造“政治通鉴学派”的探索似乎不止于此。那么，除了编撰《政治通鉴》这一丛书以外，“政治通鉴学派”还力图在哪些方面进行探索？您对“政治通鉴学派”的未来及其对当代中国政治学的贡献有何展望与期待？
2015年我离开中共中央编译局回北京大学任教时，不仅工作单位发生了变动，更重要的是我的研究重心发生了转变，
从“尘世的研究”转向“天国的研究”，即从以前的偏重于对现实政治的应用性对策研究，转向偏重于对政治哲学和政治历史等的基础研究
。对于学者个人来说，这是一个极富挑战的重大转变。过去，我研究的多是现实政治的热点问题，成果一发表就会引起国内外的关注，单篇文章的引用率超过千次的，就有好几篇，最多的一篇文章已经超过3千次引用。回北大后做“天国的学问”，是真正的坐冷板凳。我对自己的要求是，从此后发表论著，只要有5个人关注就足矣。
回北大时，我对北大领导提出的唯一要求是，成立一个专门从事原创性政治学基础研究的实体机构，北大非常支持我的设想，专门成立了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政治通鉴》的编纂仅是中心承担的重大研究项目之一，中心还有其他一系列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学生教学方面，我们负责主持由北大政府管理学院、法学院和社会学系三院系联合主办的“政治、法律、社会”联合培养项目（简称“政法社”项目）；
在政治学基础研究方面，我们着重于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
研究古今中外的政治历史，探索人类政治发展的规律；
二是
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研究人类的理想政治状态；
三是
进行前沿性交叉学科的研究，我们开辟了“科学政治学”的新研究领域；
四是
创办“北大政治学讲堂”和“国家+”论坛等高端政治学学术交流平台。我们希望通过这些研究既能为中国与世界的政治学研究做出原创性的理论贡献，也愿为提升中华民族的政治文明做出自己的不懈努力。
政治学人：
要长期从事这样一套大体量的基础研究工具性文献的编撰工作殊非易事，目前这一工程主要依托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这一机构展开。请问在您看来，《政治通鉴》研究工作是否面临着一些挑战？应该如何更好地认识与应对这些挑战，以保证项目的持续推进？
是的，《政治通鉴》的研究与编纂既不是国家权威部门的委托课题，我们也从未去申请“国家课题”，它只是北大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的一个自设课题，在学术评价高度行政化和等级化的背景下，难免会有许多困难。因为不是国家权威部门的委托课题和国家课题，不仅没有国家的财政预算经费，甚至其发表的成果也不被列入专家学者的绩效考核范围，而且我们对稿件质量的要求又非常之高，所以，许多学者不会对撰写《政治通鉴》的条目感兴趣。但我们也有自身不可取代的明显优势：
参与其事者，大都是出于对中国政治学发展和社会政治进步的责任感，因而具有一种内在的动力
，大家也不会计较有无报酬或报酬的多少，不会计较成果是否被计入单位的年度考核。中国大百科出版社，给予了最大限度的支持，使《政治通鉴》的出版大体能够按照我们的计划进度出版发行。这样庞大的基础研究工程，确实需要大量经费投入，因为有北京大学的强有力支持，特别是还有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鼎力相助，这方面倒是没有太多困难。对专家学者的约稿，以及二审三审等工作流程，也会有许多问题，但我们都能一一克服，没有造成太大的困难。坦率地说，《政治通鉴》编纂出版的最大挑战，来自相关管理部门对某些“敏感”条目的审查要求。出于对国家政治发展前景的乐观预期，我相信这些困难也终将逐渐克服。
政治学人：
您既是政治通鉴项目的发起人、“政治通鉴学派”的首倡者，也是《政治通鉴》政治经典部分的主编，甚至亲自写作诸多稿件，为通鉴的政治经典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调与宏阔的视野。请问在您看来，政治经典的经典性表现在哪些方面？为什么身处当代中国的读者还需要下大气力钻进这些晦涩的“故纸堆”，我们到底能够从古人的教导中获得什么有益的启迪？
经典一般来说是指那些在当时或后世产生重大影响，并且不断为后人所传诵的权威性作品。经典是人类知识的精华，是时代知识的浓缩，是同类作品的典范。因此，虽然经典的作者也要受到时代环境和自身条件的限制，经典作品所提供的知识也难免会有偏差、错误、遗漏和争议，但总体而言，能称之为经典的作品会产生超越时空的影响。
人们欲全面了解某个特定的时代或特定的问题，那就无法越过属于某个特定时代并阐述某些特定问题的那些经典作品
。作为《政治通鉴》基本内容之一的“政治经典”，也完全是按照上述经典定义来选取的。其实在《政治通鉴》中，我们对“政治经典”的定义非常简单，即那些“影响和改变世界与中国政治进程的作品”。
关于你提及的“故纸堆”中的经典在今天还有什么意义的问题，要是放在过去，我肯定不会回答。因为要是这也成了一个问题，那整个历史学科以及经典研究领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而事实是所有世界上的著名大学，这些学科都是必不可少的。记得我在北大读博士时有次回老家同学聚会，有一位老同学曾十分困惑地问道：你们大学和社科院为什么要有历史学和哲学的系所，它们有什么用啊？我当然不会回答他，因为回答了也是鸡同鸭讲。但现在你提这个问题我倒是愿意回答，因为我知道现在我们正进入一个特殊的时期，许多人失去了对理想和知识的兴趣，除了就业、生活和名利等眼前利益外，其他一切都似乎变得毫无意义。
我理解为什么不少人会产生“经典无用”，甚至“知识无用”的感觉，因为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正是在“读书无用”的环境中度过的。因此，我首先要说，
如果你仅仅着眼于眼前的就业、升官、发财，如果你没有任何进取精神，不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对自身有积极的改变，如果你以自我为中心、刚愎自用，觉得自己的话才是别人学习的“经典”，那么，任何历史上的经典对你确实没有一丝一毫的用处
。如果不是这样，
那么我更想说的是，“故纸堆”中的经典，在当今世界依然会放射出灿烂的光辉，因为经典著作具有穿越时空的价值
。
经典可以帮助我们洞明世事、增长见识和知识
。古人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一个人仅靠自己亲身的经历所获得的知识和见识是非常有限的，完全不足以真正“洞明世事”。大到国家兴衰和文明演进的规律，小到发家致富和为人处世之道，这些知识更多的是通过阅读获得的。经典是人类知识的精华，每一类人类知识都会有各自领域的权威性作品，阅读各类经典作品，是增长知识和见识的捷径。
经典可以帮助我们拥有大智慧
。大智慧与小聪明有着本质的区别，日常生活中许多人表现出处事十分圆滑，计算相当精明，这些其实更多的是小聪明，而非大智慧。智慧就是看透问题的实质，懂得事物发展的大道理，故而常常反而显得不够聪明，也就是故人所谓的大智若愚。经典不仅是人类知识的结晶，也是人类智慧的结晶。经典之所以被奉为经典，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问题分析透彻，作者善于抓住事情的根本，因此读经典仿佛在与历史上的智者直接对话，常会有豁然开朗的感觉。
经典有助于人们提升境界，修身养性
。历史上那些有影响力的经典著作，不仅跨越不同文明体系的边界，而且穿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阅读各种经典就犹如骑着一匹骏马，自由地驰骋在人类思想和知识的海洋，就会极大地扩展人们的胸怀和眼界，既不容易被眼前的尘埃所遮蔽视线，也不容易被周围的琐事烦人心脑。久而久之，就有助于人们养成乐观进取，心情豁达的品性。
经典有助于人们提高分析和写作能力
。能够流传于世的经典不仅因为其内容深刻，知识丰富，而且也因为其语言文字优美。确实也有一些经典作品语言晦涩难懂，如黑格尔的著作，但大多数经典著作语言简明，文字优雅，本身就是一篇范文。阅读经典不仅可以给人一种愉悦和享受的感觉，而且不知不觉中会提高读者的写作能力和分析能力。俗语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经典阅读多了，自己的文风也或多或少会受到潜移默化。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阅读经典，是增长知识的必经之道，也是增长力量的必经之道。“知识就是力量”的英文是Knowledge is power，也可以翻译成“知识就是权力”。在古代，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阅读并考查经典，确实曾是官员录用的必要环节。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是必考的内容，因为这些经典包含着许多治国理政的知识，故有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说。现代社会，阅读经典当然不再是为了升官晋级，但依然是获取人生力量的重要源泉。
通过阅读经典著作，增长个人的才干，有助于解决工作和生活中面临的实际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经典就是知识，也是一种力量的源泉。
政治学人：
我们想再向您请教一下您为《政治通鉴》丛书写作并已获出版的具体条目——《政治学》《君主论》《帝国》与《韩非子》，请问您为何要选择这些条目进行写作，您的这些“通鉴”成果如何推进了以往研究？之后您又会写作哪些条目呢？
确如你们所问，我选择撰写《政治通鉴》的条目有其特定的原因，主要有三种情况。
一是这些问题特别重要，需要再次引起重视
，如“帝国”问题。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帝国几乎退出了政治学者的视野。但全球化时代后，主权国家体系并没有带来理想的世界秩序，一些统治者和知识精英便又重新燃起了帝国的梦想。我揭示帝国的本质特征，阐释帝国兴衰的根本原因，只是想告诉统治者和世人，帝国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任何帝国的企图最终必定失败，而且必然会给本国人民和被侵略国家带来深重灾难。
二是我认为对一些重大的政治理论问题长期存在着严重的误解和偏见，需要从根本上加以澄清
。如对马基雅维里的政治思想就长期存在着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传统的观点认为它是政治邪恶的护身符，现代的观点则把其视为新共和主义的倡导者，我的内心世界也经历了这两种观点的激烈碰撞。在经过认真深入的研究后，我对“马基雅维里悖论”提出了全新的解析。
三是解开困扰我心头的“学术之谜”，例如对亚里士多德的研究
。亚里士多德是人类迄今最伟大的百科全书式学者。他的研究涉及了当时几乎所有的学科，并对这些学科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牛顿之前，他的物理学统治着物理学界，近代以前，他的生物学思想统治着生物学界。他的经济学、教育学、伦理学、政治学、语言学、逻辑学等至今依然是人类知识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但如果问亚里士多德自己，在他涉及的这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哪门学科最重要，他的回答很肯定：政治学。这使我非常好奇，我要解开这个谜，便有了对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研究。
我自己对学术有一个基本的要求：不发表没有自己新发现的研究成果
。人类的知识是一条滚滚向前的长河，我们的研究离不开前人的知识积累，但我们必须在这条长河中注入自己的活水，否则便没有任何价值。因此可以说，我出版的任何学术著作，都必定有自己独特的新发现。例如，对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理论的研究，我概括出了“亚里士多德之问”；对马基雅维里的研究，找到了“马基雅维里悖论”的源头；《韩非子》是中国绝对君主专制思想的百科全书和先秦思想的集大成者，我从“道、德、理”的哲学基础、“君、臣、民”的政治思想和“法、术、势”的统治之道三个方面，对此进行了全新的审视；对帝国的研究，推翻了历史学界关于秦朝是第一个中华帝国的定论，等等。我正在重新检视王安石的变法，我的研究发现，王安石变法并非如流行观点所说那样“以失败告终”，这个研究的主要观点已经发表，并引起了不少的反响，全文将在第7卷《政治通鉴》推出。还有一个即将推出的，是对西周的研究。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各种观点纷争，各不相让，但在对待西周王朝的问题上即惊人的一致：都把西周作为理想的国家制度。那么，西周究竟怎么啦？对此我充满好奇，《清华简》的发现与解读，正好为我提供了解开谜思的契机。
政治学人：
无论是《政治通鉴》的编撰，抑或是“政治通鉴学派”的打造，究其根本而言，都是政治学者对现代政治学、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有益探索。新中国政治学历经了恢复重建到规范化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离不开政治学各个领域科研工作者的努力与付出。那么在您看来，中国政治学的未来发展，以及政治学研究工作的实际开展过程中，需要着重关注和注意哪些问题？
1952年在大规模的院系调整时，政治学科在中国各高校中被取消了，直到1979年在邓小平的直接干预下才重新恢复。为了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我应邀主持了《中国政治学四十年》的研究课题并出版了同名书籍，在该书中我客观地分析了中国政治学所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主要挑战。我认为，在社会科学各门基础学科中，相对而言，政治学是最落后的学科之一。中国政治学的这种落后现状，对繁荣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和推进以高度民主为标志的现代政治文明建设，都是极为不利的。中国政治学研究还存在着许多空白领域和所谓的敏感区域，要研究和关注的问题非常之多，整体而言，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关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正确处理政治逻辑与学术逻辑之间的关系，维护政治学研究基本的学术自主和独立。
在所有社会科学中，政治学与现实政治的关系最为直接，两者难分难离，以至于在漫长的传统社会中，学术逻辑湮没于政治逻辑之中。然而，将政治与政治学区分开来，实现政治逻辑与学术逻辑的并立共存，既是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得以存在的前提，也是现代政治的独有特色。在一个理想的社会当中，政治的逻辑与学术的逻辑应当是一致的。两种逻辑相互契合，既能推动政治学学科的发展，也能推动现实政治的进步。如果只讲政治的逻辑、不讲学术的逻辑，认为只要掌握权力和话语，就可以不顾学术发展的规律，这不但会阻碍学科的健康发展，也会对现实政治产生消极影响。
当政治的逻辑与学术的逻辑相冲突的时候，我们尤其需要注意避免触碰学术的底线，捍卫学术研究的自由与独立
